张达明

　　我与《读者》的相识纯属偶然。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县农行搞文秘工作，受邀去北京参加写作经验交流会。会议结束后在火车站候车，见时间还早，我便信步来到一个书报摊前。第一次见《读者文摘》，便拿起翻阅，一下子就被里面的精彩内容吸引住了，不知不觉看了好几篇。书摊老板见状，不满地对我说：“这杂志是卖的，不是免费阅读的。”我猛然惊醒，不好意思地问他：“这么好的杂志，我以前怎么没见过？”他顿时笑了：“告诉你吧，在所有杂志中，就属《读者文摘》卖得最快，我今早刚进了50本，这才3个小时，就卖了20本，我敢保证，到不了明天天黑，一本也剩不下。”听他这么一说，我赶紧掏钱买下来。又问他：“过期的还有没有？麻烦你给我找几本。”他挠挠头说：“只有一本第3期，当时不小心把封面弄坏了，我就没有卖，留下自己看了。如果你想要，便宜卖给你。”我忙不迭地说：“行，行，只要内容还在，我原价付给你。”

　　回来后，我发现由于我们家那地方小，街上没有书报摊，就去邮局订了一份《读者文摘》。

　　从此，我与《读者文摘》结下了不解之缘。每次快到她出版的那几天，我总是期盼着邮递员的身影早些出现，有时会一天几次在大门口等候。

　　1997年11月，我调到运城市农行工作，因已订阅了来年的《读者》，临走前，我特意告诉邮递员，每个星期天我都要回县城老家，请他把收到的《读者》先帮我存好，到时我会去取。他很痛快地答应了，为此我还给他买了几盒好烟表达谢意。令我生气的是，他虽嘴上答应了，却仍将《读者》送到了我原单位的门房。门卫经不住同样喜爱《读者》的人的几句好话，就让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把我的《读者》“顺手牵羊”了，气得我去找那个邮递员发脾气。邮递员一个劲儿给我赔不是，并保证下不为例。

　　后来，我怕工作再有变动，就将订阅改为零买。好在我的单位旁边就有好几家书报摊，一到《读者》出版的日子，我就一天几次去询问，如遇上开会或外出，就委托单位同事帮我购买。

　　我家有4个书柜，其中一个是专用来存放《读者》的。爱上《读者》后，她的每一期都被我整整齐齐摆放在书柜里。新一期《读者》如果还没来，有时候我会捧起过刊重读，竟然每次都有新感受。我的一个在农村生活的堂弟也是《读者》迷，每次他到我家来，闲话说不上几句，就急着躲进书房，眼神瞄准柜子里的《读者》，贪婪地一本本看起来。一次他临走时，嗫嚅着说想拿几本回去看，被我断然拒绝：“在这里怎么看都可以，拿走万万不能！”弄得他满脸通红。我觉出自己话说得有点重，便安慰他：“你看这样好不好，以后每期我都买两本，一本给你留着，你啥时有空就来拿。虽然晚享受几天，但‘好饭不怕晚嘛。”堂弟当即转忧为喜。

　　2005年，我退居“二线”后，有了足够的空闲时间写文章，每当发表一篇后，总希望能被《读者》转载。可几年过去了，在《读者》上一直没见到我的名字，这不免让我有点灰心。一次和我们县上一位中国作协的会员谈起此事，他说：“《读者》在国外被称为‘中国人的《圣经》，想在那上面发文章，没有深厚的功底，难啊！”

　　但我并未放弃，仍一如既往地写稿、投稿。我相信，只要文章质量高，风格对路，《读者》终有一天会选用的。

　　这一天终于被我盼来了。那天，我买到《读者》2008年12月上半月的杂志后，一眼就看到了我的名字，激动得旁若无人地惊叫起来。

　　从此，我在盼《读者》的同时，又多了一分期盼：在《读者》上看到我的文章。甚至有多少回我在梦里都念叨着《读者》，惹得爱人多次逗我：“看来她在你心里比我重要多了……你和《读者》的缘分这辈子恐怕是再难掰开了。”

　　从2009年到2010年，我又有多篇文章被《读者》转载，兴奋的同时我想说：《读者》走过30年，我读《读者》30年，数回梦里见《读者》，相伴《读者》到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