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莉华

　　

　　

　　2008年夏的一天，我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观。那天正遇台风过境，暴雨阵阵。从宾馆到纪念馆，仅五十米的距离，一把雨伞在风狂雨骤中如一叶残荷。进到馆里时，衣衫已湿。在这个成功营造了悲剧场所精神的纪念馆游历一番，费时三个小时。出来时，衣衫已干，心却湿透了。

　　我特别记下了两个女人——魏特琳与张纯如。这是两个有勇有爱的女人，却同样选择了自杀这条不归路。

　　在网上查到有关魏特琳的一段文字：明妮·魏特琳（中文名华群）出生于美国，大学毕业后，加入海外基督教传教士联合会，1912年来华，1919年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育系主任兼教务主任。1937年日军进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奉命迁往成都，而魏特琳却毅然留守并担任代理校长。12月13日，日寇攻陷南京，对手无寸铁的中国人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奸杀烧抢。目睹日军的兽行，魏特琳义愤填膺，她把校园腾出来，改为收容妇孺的难民所。这期间，日军曾多次进入金陵女大搜捕妇女，魏特琳挺身而出将日军撵走，为此她被怀恨在心的日本兵打了耳光。魏特琳为救助中国妇孺耗尽心力，经历了太多的恐怖和冲击，致使身体和心灵都受到损害。1940年5月，在友人的劝说下，魏特琳女士返美治疗。一年之后，她死于煤气自杀。

　　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中也讲述了这位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教务主任：“过了许多年，女孩们才得知这位美国女子在此后不久就患上了精神抑郁症，诱因很可能正是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她们还得知，她因为目睹了太多惨不忍睹的地狱场景，在日军占领南京后第三年回到美国，为她日趋严重的抑郁症就医，却已经太晚。她在回国后的第二年便自尽了。”

　　魏特琳目睹了这场惨绝人寰的暴行，与暴虐的日本军人有过面对面的斗争。而张纯如并不是那场战争的亲历者，她自小生活在美国一个优裕的家庭。当她看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一些资料，联系起父母当年的回忆时，便深觉自己有责任让这一被国际社会遗忘的大屠杀重见天日。切入这段创巨痛深的历史，无疑需要下地狱般的勇气。张纯如自己承认：在写作《南京大屠杀》那段期间，每天都接触大量的日军暴行记录，精神上受了很大的创伤，经常失眠和忧郁，掉了很多头发，成书时体重锐减。书中插图都是避重就轻的，唯恐太露骨许多公立图书馆会拒绝把书列于架上，她自己过目的则是另一回事。她给朋友写信说：“我发现这种研究让我着魔，就像侦探工作。当购物或在公园散步时，南京大屠杀的一些影像就会毫无征兆地出现在我眼前，我并不想让这些事毁了我的余生。”

　　《南京大屠杀》唤起了国际社会广泛的关注，也使许多弱势群体寻找张纯如作为自己群体的代言人。张纯如一直沉浸在这类残忍血腥的题材中。

　　张纯如自杀前，正着手写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菲律宾巴丹半岛和日军作战的美军坦克营官兵成为战俘的事情。此前她曾在一次调查归来后，因陷入崩溃而入院五个月，没人知道她看到或者听到了什么样的人间惨剧。

　　关于张纯如的死因，有各种说法。除日本右翼势力的威胁、工作压力过大、追求完美的个性之外，最关键的应该还是她从事的写作在她心里积聚了深重的绝望。

　　正因为张纯如是一个内心有爱、富有同情心的人，她为了写作把自己融入历史情境之中，对他人的苦难行思坐想，内心没有防火墙，不能抽离写作对象，才会在那么多积聚的黑暗中窒息。当我连读下去都觉得艰难的时候，可以想见写下它需要多大勇气。

　　想起了沙飞——中国新闻摄影的先驱，他为现代中国摄影开创了多个“第一”，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抗战多年，他目睹日军的残酷暴行：柏崖惨案中同事的妻子被挑死、儿子被锅煮……他深受刺激以致精神失常，最后因错杀为他治病的日本医生而被处决。

　　人确实脆弱如一根芦苇，记忆就足以将其折断。人的强大在于思想，人的脆弱也在于此。我们头脑中的记忆或影像，不会总是“片云点太清”似的虚缈，越是柔软的心越难以承载记忆之痛。

　　评估灾难幸存者的脑功能以及预防相关疾病的发生，是全世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受创后，应激障碍余绪深远地影响到幸存者的生活，甚至有些人因此而自杀。据一项最新的研究成果显示，汶川大地震带来的精神损伤，使被调查者脑内负责情绪、记忆的功能系统在二十五天内出现了客观的功能改变。

　　相比天灾的惨烈，人类自身互相残杀激起的绝望感无疑更为深重。人加之于人的暴行，能让观者或闻者崩溃。“不论多强韧的心灵，在面对无边的黑暗时，都有被摧折的可能。”

　　（诗涛摘自《书屋》2010年第12期，戴晓明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