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瑜

　　政治学里有一个词叫“批判性公民”。根据这个理论，随着一个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民众权利和尊严意识的提高，他们会变得越来越饶舌。这些饶舌民众的基本特点是：大惊小怪、小题大做、不依不饶，一哭二闹三上吊。什么？法定退休年龄从60岁升到62岁？岂有此理，游行去。燃油税要涨7毛钱？天理难容，抗议去。政府要砍掉一半的大学生助学金？欺人太甚，扔臭鸡蛋去。

　　罗素说，所谓民主，就是选一个人上去挨骂。

　　所以，在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当政治家，简直就是活雷锋。“忘恩负义”的批判性民众看到的永远是你做错了什么，而不是你做对了什么。奥巴马为刺激经济，辛辛苦苦减了1000多亿美元的税，结果调查显示，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美国人意识到他们被减了税。相比之下，他要给5%的高收入者加税，火星人都赶来抗议。好莱坞明星朝三暮四那叫风流倜傥，放在政治家身上那叫不要脸；经济学家没有预测出经济危机那叫谨言慎行，放在政治家身上那叫蠢货；CEO们用股东的钱吃香喝辣那叫商业拓展，政治家哪怕旅行借住富豪朋友的别墅都可以是惊人丑闻。

　　但同时，正是“批判性公民”的警觉，在推动政府完善公共服务；正是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把政府改造得越来越值得信任。这也是为什么在民主国家，民众对政府机构虽然不信任，但这些国家民主制度的质量——无论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还是清廉腐败指数，甚至经济绩效来衡量——都稳居前列。换句话说，民众对政府一定程度的不信任，恰恰是政治健康的表现。（周晓摘自《财经》2010年第24期，本刊有删节，刘 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