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杰

　　

　　

　　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广岛原子弹爆炸18年后，接受了康奈尔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史诺曼的访问。史诺曼在约好的密苏里州杜鲁门的家乡独立镇杜鲁门图书馆等候，杜鲁门迟到了几分钟。他穿一件蓝白条的上装，这一年他已经79岁，行动有点迟缓。

　　年轻的博士研究生向杜鲁门说明来意，告诉前总统他想写一篇关于总统决策心理的论文，特别想请教他当时怎样决定在广岛投掷原子弹。1945年8月6日，一颗原子弹改变了世界，从此现代国际关系学的所有教科书，都以1945年开卷，正如世界现代史，以1789年法国大革命这一年开卷。

　　比如中东阿拉伯各国的国界划分，1945年这一条分水岭很重要，因为代表了西方对历史和时间的诠释霸权；对于上一代中国人，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民族屈辱史的开始；对于香港人，1842年《南京条约》割让香港，香港从此“开埠”，这一年是香港人历史记忆的集体胎记；1949年则又是当代中国人的历史岭界，这一年“新中国”诞生。但是像格林尼治标准时间一样，全世界更多地记住了1945年，因为一个美国总统在这一年，决定用一种非凡的手段结束一场世界大战，摧毁了日本称霸亚洲之梦，同时也结束了纵横四海的英帝国时代。某种程度上，世界现代史是由杜鲁门一手塑造的，这就是强大的、赤裸裸的权力。

　　史诺曼一心以为，投掷原子弹是杜鲁门毕生最重大的决定，他一定有许多感想。哪知语音刚落，杜鲁门慈祥地笑笑，摇摇头，挥一挥手，说：“那说不上是什么重大的决定，甚至那根本不是一个决定。”

　　史诺曼呆住了，他以为耳朵听错了。1945年8月6日，是主宰和分割世界的一刻，在这一天，杜鲁门有如上帝。投掷原子弹这么重大的决定，怎么会一点也不放在心上？

　　“原子弹不算什么，那只是一颗大一点的炸弹。”杜鲁门告诉眼前的年轻学者，“那不是一个什么超凡的决定，因为我早已经警告过日本。我劝日本快投降，不然就会遭受毁灭性打击，我得不到答复。他们早知道后果的，然后真的发生了。”

　　“那么丘吉尔呢？事前他知道多少？”史诺曼问。

　　“他想知道的，他都知道了；他不想知道的，我也没有告诉他。”

　　杜鲁门说，投掷原子弹不是一个令他毕生难忘的决定，出兵朝鲜才是。为什么？因为日本当初偷袭珍珠港，向美国不宣而战，美国被迫参与太平洋战争，只冲绳岛一役与日军对垒，美军阵亡1.2万人，日军战死10万。如果不投掷原子弹，美日在日本本土决战，估计美军会伤亡100万。把所有的前因后果和数字加起来，杜鲁门建立了一个方程式：日本不宣而战在先，我投掷原子弹勿谓言之不预；为了拯救美军百万生灵，投掷原子弹进行警告和打击。况且，1940年德军空袭伦敦，伦敦平民被炸死1.2万人，丘吉尔派空军轰炸汉堡和德累斯顿，炸死德国平民30万。

　　杜鲁门没有心理压力，也没有感到是什么特别重大的决定。1945年，杜鲁门把人类历史的旧章节一手撕掉，就像一个老师叫小学生抄书，他翻开了8月6日这一天，叫它重新开始。

　　（谢中摘自《南风窗》2010年第2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