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前，当马晓晴抚摸着他的脑袋说“热闹的马路不长草，聪明的脑袋不长毛”时，人民就把葛优当成自家的儿子，“省优部优葛优”“大智若愚”这种赞美从不吝惜送给他，似乎双方达成了某种默契，互相逗乐，用嬉笑忘记生活的不快。因此，即使葛优犯点小错也是人民内部矛盾，何况他是那么谨慎，用赵宝刚导演的话说：“厚道人，说话办事不会让你难受，让你很舒服，他为人处世的哲学观念就是与人为善，说修养吧稍微有点高了，说油滑又有点低了。”葛优这种特质极其契合中国人的价值观，因此群众特别拿他当自己人。
葛优用自嘲、灵敏、小心翼翼把自己的形象调整到最佳状态，他充分领悟了“过犹不及”的含义，无论工作还是生活，总处于最安全的界限之内。冯小刚在《我把青春献给你》中曾讲过：《纽约时报》约葛优作专访，他推托说要给父母买地板革，冯小刚劝他，正好趁此机会扬名国际。葛优却认为，他并不准备混好莱坞，让外国人知道他做什么。
他face不行
在父母和邻居眼里，葛优内向、温顺。葛存壮从来不打他，但他永远很严肃，有事没事就找葛优谈话：“你过来，坐那儿！”葛优战战兢兢坐下。“最近你在学校怎么样？淘气没？值日、扫地、擦玻璃认真一点！”中学时他又换一套嗑儿。等葛优插队时，他会教育说：“要听贫下中农的话！”
同学眼里的葛优也是不起眼的。
葛优在家中非常老实，从没让家长烦心过，唯一一次反抗是把父母的钢笔、墨水瓶、笔筒整整齐齐排放在地上，以表示不满。
葛优是最后一批下乡知青，在昌平的公社里当了两年半猪倌，爱护小动物的他也不堪这样没有将来的日子。他有点绘画基础，线条准确，美术字写得也不错，父母满心希望他能报考电影学院的舞美或摄影专业，没曾想，他提出：我要当演员。
直到今天，葛存壮夫妇还是感叹当年的走眼。“我的儿子我最了解，事实证明：我对儿子很不了解。”夫妇俩背后商量时说：“小嘎行吗？他有点蔫，放不开，没什么大出息。演员要有cameraface，他face不行，虽说不难看，也不漂亮，不吸引人。”
一开始，父母只是看着葛优折腾。他先报考北京电影学院，尽管有同事在那里工作，葛存壮还是没托关系。一试就被刷下来了，这是葛优从艺之路上碰的第一个钉子。第二站是青艺，老师让他表达周总理逝世自己的真实感受。葛优哭得一发不可收拾，老师认为他自控能力不够，只会放不会收。这次考试葛优是偷偷去的，葛存壮事后才知道，他和妻子被儿子的执著感动，当他再考实验话剧院时，帮他走起了“后门”。
先是找老师辅导，又帮着咨询。这一次进入即兴小品阶段，一位女考生表演“等待”，考官让葛优上去蒙上她的眼。女孩挣扎着问：“谁呀？放开我！”他就是不松手，女孩怒了：“流氓！”葛优手心全是汗，还是不松。这次又没被录取。
葛存壮急了，亲自给他讲解全总文工团的考试小品。这次准备的是葛优最熟悉的“喂猪”。记得插队时，每当葛优提着桶过来，大猪就会把小猪挤一边，葛优会拿竿子轰它们，让小猪先吃。葛存壮认为这是很好的细节，让他一定要融入小品里。这段是父子俩最亲密的时期，他们齐心协力，葛优终于成了一名演员。直到后来的《半生缘》《活着》还都是母亲向葛优建议接戏的。
葛优从来不是天才，导演们也这么认为。与之合作过《卡拉是条狗》的路学长导演评价说：“他是体验派代表，有种演员是感觉派，凭天才在演，而他本人的状态、习惯和男主角相差很远。开拍前我找了戏里的原型让他观察，后来我发现每次再见面，葛优都会有些变化，他越来越像那个人，从站立姿势到胳膊摆放，都设计过。”
普通人
“没有人像葛优在镜头前有这样一张脸。”导演黄蜀芹在电话里说起1990年拍摄电视剧《围城》时，从摄像机里第一次看葛优演戏，这个当时还没有什么名气的演员就给她留下太深的印象。她预感到他将成功，不过这种成功最终还是超过了她所想象的程度。20年过去了，这张脸现在无可置疑地是中国最有票房价值的面孔，成为导演姜文、陈凯歌和冯小刚都要攥在手里才觉心安的票房号召。
仅以际遇和天分来解读他的成功缺少足够的说服力。在他和电影之间，试图寻找任何观念性的呼应和连接也显徒劳。他没有受过学院教育，无派无别。从王朔电影《顽主》开始，到第五代导演张艺谋和陈凯歌，再到冯小刚的贺岁片，他从来没有追随或抗拒过什么趣味，在中国电影走向艺术和娱乐的商业化过程中，却成了每个标志性阶段都贴合的表现载体。没有人会否认，《活着》让他成为戛纳影帝，达到了他自己可能难以逾越的表演高度。他自己也说过，从法国回到香港的时候，觉得腰杆都直了。
赵宝刚评价冯小刚电影的一段话，也许可以给我们部分解答，为什么20年来葛优一直身在巅峰：“他所有的喜剧都是温暖的，给人带来愉快的，正是因为这一点人们才喜欢。”
为人处世是中国传统谈艺者所特别看重的。在老辈艺人里，梅兰芳是常被援引的例子。四大名旦里唯有梅兰芳获称“一代完人”，他艺术上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以在做人上对自己的求全责备来成全的。葛优就属于求全的一路，用冯小刚的话来说，“为人民服务的态度很端正”。
但他承认自己活得很累。“演员吧，往好里说，人说你是表演艺术家；但往最不好里说，人说你是戏子。我是这么想：如果你给自己定成艺术家，那么有人说你是戏子的时候，你得扛得住，心里能承受就成。我呢，给自己定一个标准，就是戏子，当有人说我是艺术家的时候，我也别晕了。这很重要。”他比很多同行都更清醒。
游于藝
葛优认为35岁是他的幸运年，这年他演了《活着》，帮他拿下戛纳影帝。葛优个人的幸运年，放到中国电影的大环境下放大了看，却正是中国电影的一个关隘。关于这一点，可能要在四五年后和冯小刚携手打造中国内地市场第一部贺岁片《甲方乙方》的时候，葛优才真正有所感受。
中国有“游于艺”的传统，实则也贯穿了“人能弘道”的精神。葛优的电影，给人的印象很固定，但葛优还是提供了一种比同类型演员更具中国元素的气质，从他的表演到他的为人。
葛优身上，有过去传统老艺人的味道，讲究做人处世。“人品，说到底就是人际关系。葛优是个总愿意替别人着想的人，在剧组里，他替服装想，替化妆想，大家都喜欢他。”米家山说。在《顽主》之后，米家山和葛优只合作过一部电视剧，等再碰到，葛优已经是大腕了。2008年春节，米家山收到葛优发来的一条短信，祝他新年快乐，说自己能走到今天，和当年的《顽主》分不开。米家山将短信一直保存着，他说：“20多年了，还能发这样一条短信，对人保持一份尊重，我很感动。”
1995年拍《秦颂》，是葛优从戛纳拿了大奖回来以后接的第一部大戏，又是和姜文搭戏，记者一拨一拨到剧组采访。他被折腾够了，忍不住跟其中一拨记者抱怨，如果不是哥们儿介绍，他就不接受采访，因为以前的事儿说了有一百遍了，一点新鲜感没有。在说这些话的时候，那位记者描述葛优，“语气和态度都是很温和的”。
他也有不高兴的时候，但能忍下来，用自己的方式。葛优跟人说过一件事：有一回在石家庄，他被观众围住了，大家争着和他握手，握不上的就拍他的光头，疼得他心里直上火，换其他明星可能就翻脸了，可葛优在心里给自己找了一台阶，“可能人家也是高兴，‘啪给你一巴掌，他就有幸福感了”。
赵宝刚说：“80年代以前，葛优可能只能演匪兵甲匪兵乙，随着文艺改革开放，有了更多的机会，但凭什么这么多演员没有获得这个机会，他获得了机会？跟他自身的表演状态有关系。最终影视演员的发展道路就是让制片商和导演们发现你，看到你的优势，给你角色，同时你也要很好地完成角色。有人获得了也未必能完成。”
（孟菲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0年第4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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