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是越战时遭人唾骂的美国国防部部长。麦克纳马拉被人妖魔化的原因在于，他往往根据统计分析而不是情感或政治考量来做决策。换言之，他的行为方式很像经济学家。
二战爆发时，麦克纳马拉投笔从戎，因为在统计分析方面才能出众，最终被调进陆军航空队所属的统计管制处。
他领导的团队发现，从英格兰起飞，飞临德国上空执行任务的美国轰炸机出动架次取消率格外高，大约占20%。
为什么没能飞抵目标上空？轰炸机飞行员给出各种各样的理由：电子系统故障，电台信号时断时续，或身体不适。
经过核对数据，麦克纳马拉认定，他们简直就是在“胡扯”，真正的原因是恐惧。
麦克纳马拉将这个发现上报给指挥官，就是众所周知刚愎自用的柯蒂斯·勒梅。结果，勒梅亲自驾驶轰炸机，充当编队的长机，带队执行轰炸任务，发誓要将胆敢掉头鼠窜的飞行员送交军事法庭处置。麦克纳马拉说，出动架次取消率“一夜之间急剧下降”。
战争结束后，福特公司邀请麦克纳马拉和他的团队成员加入，希望他们将统计分析绝技应用于汽车行业。
不论从何种意义上说，麦克纳马拉都不是专业的“汽车人”，然而，他迅速脱颖而出，进入高层。一位史学家后来写道：“他为一些全新的理念而着迷，例如汽车安全、燃油节省及基本用途。”
麦克纳马拉尤其关注汽车事故致死和伤人问题。他问那些“汽车人”，问题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得到的回答是，没有什么统计数据可以用来分析这个问题。
当时，康奈尔大学有些航空研究人员正在研究防止飞机致死问题，麦克纳马拉聘请他们调查汽车相撞事故。
在康奈尔大学的住宅公寓里，他们将人类的头盖骨用不同的材料包起来，然后沿楼梯井扔下去。结果表明，人类的头盖骨根本撞不过汽车内部所用的坚硬材料。
“在汽车相撞事故中，司机的身体往往被方向盘刺穿。”麦克纳马拉说，“乘客受伤，往往是撞上挡风玻璃、横梁或仪表盘。”
于是，麦克纳马拉规定，新出厂的福特车型要配备更安全的方向盘，仪表盘也要加装衬垫。
他还意识到，发生事故时，不让乘客被抛起来，岂不更好？飞机都配有座椅安全带，汽车为什么不能配呢？
于是，麦克纳马拉要求福特出产的所有汽车都要配装安全带。
在大多数人看来，安全带“用起来不方便，还增加成本，只是毫无作用的带子”。不过，老板最终支持他的计划，同意在福特新车型中配装安全带。
这位才华横溢的理性主义者，遭遇强大的阻力，因为改变人的行为是很难的。面对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聪明的工程师、经济学家、政治家或父母，可能会想出成本低廉、简单可行的解决方法，但如果要求人们改变行为方式，就可能难以奏效。因此，你说得再有道理，争得面红耳赤，想让他们改变行为方式，也是十分困难的。
座椅安全带的情形正是如此。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国会开始制定国家安全标准，过了15年，汽车座椅安全带的使用率仍然非常低，不过11%。
后来，得益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安全带的使用率逐渐上升。社会逐渐认同这个事实：扣上安全带，并不意味着对司机的侮辱，怀疑其驾驶技术。
20世纪80年代中期，汽车座椅安全带的使用率升至21%；1990年，升至49%；20世纪90年代中期，升至61%；如今，使用率超过80%。
美国汽车交通事故的每英里致死率降幅如此之大，一个主要原因正在于此。使用安全带能将死亡风险降低70%。1975年以来，安全带挽救了大约25万条生命。今天，交通事故每年夺走的生命，仍然高达4万条，但相对而言，驾车已经没有过去那么危险。如今，交通事故致死人数之多在于，美国人在汽车上度过大量的时间，每年驾车的里程数大约为3万亿英里。
换算一下，即每驾车行驶7500万英里的路程，就有1人死于车祸。也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述：如果一个人每天以30迈的速度（即每小时30英里）驾车，24小时不停歇，这样连续开上285年，就会死于一次车祸。在非洲、亚洲和中东的很多国家，安全带的使用远没有普及。与这些国家的交通事故致死率相比，在美国驾车的危险系数，比你坐在沙发上遭遇意外事故的危险系数高不了多少。
25美元一条的安全带，是所有救命装置中性价比最高的一种产品。在某个确定的年份，给美国所有汽车配装安全带，大约要花5亿美元，意味着每挽救1条生命的成本，大约是3万美元。要知道，配装充气气囊，每年要花40多亿美元，就是说，每挽救1条生命，为此付出的成本为180万美元。
（聂勇摘自中信出版社《超爆魔鬼经济学》一书，喻 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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