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启功先生（1912-2005）学术成就卓著，对中国书法有很深的造诣，尤精碑帖之学。启功先生的《论书绝句》以百首古体诗，总结了其几十年的书法实践，对历代书家和书法理论做了精妙的解读，成为关于中国古代书法的经典读本。启功用其中十余首诗，将碑帖书法自清中期以来的纷议釆用七言绝句的形式表述、评点，再加上自注相辅，把深刻的见解阐释得形象精辟，使后人在书法实践中博观约取、大受裨益。
〔关键词〕启功；《论书绝句》；碑帖观
自清中期（乾、嘉朝）开始，“朴学”既兴，随着各地金石出土日多，摹拓流传益广，出现了一批注重从金石碑刻中汲取营养的书法家。丁文隽《书法精论》云：“郑燮、金农发其机，阮元导其流，邓石如扬其波，包世臣、康有为助其澜。”“而代表阮元贬帖尊碑观点的《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则是一个划时代的论著，它将以往关于书法价值和审美观念颠倒过来，标志着碑学理论的确立。”至清后期（道光朝），“碑学书法一举取代了盛行近千年的帖学书法，从而一统天下，达到‘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写魏体（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的鼎盛时期。”此后众书家对碑帖的看法各有不同，有的尊碑卑帖，或尊帖卑碑，都提出各自的看法和理由，纷议延续至今，从而形成了当代书法诸多流派，“我多次著文分析当代书法现状，提出了取材的四大来源与创作倾向的四大结构。即：一、作为碑学书风继续和发展的汉魏北朝碑版金石书派；二、作为帖学书风继续和发展的晋唐经典书派；三、引进甲骨简牍等现代考古学资料的破体书派；四、受西方现代抽象绘画影响的现代书法派。”启功以独到的《论书绝句》古体诗，对书界纷议已久的碑帖观点作了精深剖析和绝妙阐释。
一、论碑帖差异与纷议
《论书绝句》第八十一首：“黄庭画赞惟糟粕，面目全非点画讹。希哲雅宜归匍匐，宛然七子学铙歌。”启功自注云：“黄庭经、东方朔画像赞、《乐毅论》等小楷帖，先不论其是否为王羲之书，即其摹刻之余，点画形态，久已非复毛锥所奏之功。以其点画既已细小，刀刃不易回旋，于是粗处仅深半黍，而细处不逾毫发。迨捶拓年久，石表磨失一层，于是粗处但存浅凹，而细处已成平砥。及加蜡墨，遂成笔笔相离之状。观者见其斑驳，以为古书本来如此，不亦慎乎。”启功详细讲述了碑刻由于常年变化及刀刻造成的特殊笔画现象，很多字形会变形，与原字迹形成许多差异。观书者容易被这些石刻现象所遮障误导，导致学习不到真正的墨迹形态，反以为古人墨迹就像碑中刻痕那样，从而形成错误的认识，所以启功认为盲目临碑易对人们的学书造成误导。启功自注云：“明人少见六朝墨迹，误向世传所谓晋唐小楷法帖中求钟王，于是所书小楷，如周身关节，处处散脱，必有葬师捡骨，以丝絮缀联，然后人形可具。故每观祝希哲小楷，常为中怀不怡，而王雅宜画被追摹，以能与希哲狎主齐盟为愿，亦可悯矣。”由此可以看出，明代著名书法家祝允明和王宠未能目睹六朝墨迹，只能盲目临习碑刻，自然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刻本误导，启功感叹他们的局限，也对他们的认识不全面深表遗憾。
启功《论书绝句》第十一首：“乳臭纷纷执笔初，几人雾霁识匡庐。枣魂石魄才经眼，已薄经生是俗书。”启功自注云：“余尝以写经精品中字摄影放大，与唐碑比观，笔毫使转，墨痕浓淡，一一可按。碑经刻拓，锋颖无存。……宋刻匯帖，如黄庭经、乐毅论、 画像赞 、遗教经等等，点画俱在模糊影响之间，今以出土魏晋简牍字体证之，无一相合者。”启功先生将唐人写经精品中的字放大，与唐碑比观，发现墨迹中的笔毫使转、墨痕浓淡一一都可看清，而碑刻经过刀刻和多次拓摹，锋颖已被磨平，一些宋刻汇帖点划已经模糊，很多地方都已经似是而非，启功将出土的魏晋简牍墨迹与碑刻拓本进行对比，发现简牍墨迹和拓本字迹居然无一相合，可世人却还在执着于拓本的各个版本之争，不知这些版本皆非魏晋笔墨之本来面目。启功先生用这样具体翔实的方法多方考证和对比，就是为了用客观事实证明墨迹与碑刻文字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重大差异，并解释了造成这些重大差异的原因。
《论书绝句》第九十四首：“无端石刻似蜂窝，摸索低昂聚讼多。身后是非谁管得，安吴包与道州何。”启功用“无端”二字来概括林林总总的诸多石刻，主要是为了表达碑刻字迹由于各种因素而易造成的失真性。碑学推崇者们对于碑刻问题的诸多论断和争议，大都在简牍墨迹出土之后消散如烟，在实证面前，之前的是非之争也都不攻自破，被后人抛诸脑后，甚至著名碑学派代表包世臣与何绍基也不例外。简牍墨迹出土之前，人们对于碑刻的一些认识也都是图逞龂龂之口罢了。启功还分析了原因：“此无他，时世不同，目染有所未及而已。”笔者认为，启功的这个论断是比较客观的，身处的时代不同，后人看到的一些东西前人并没有目睹，所以认识不够全面，盲目形成了一些偏颇的论断。
《论书绝句》第九十六首：“贬赵卑唐意不殊，推波南海助安吴。纡回楫橹空辞费，只刺衰时馆阁书。”启功自注云：“有清中叶，书人厌薄馆阁流派，因以迁怒于二王欧虞赵董之体。兼之出土碑志日多，遂有尊碑卑帖之说及南北优劣之辨。”清中叶的尊碑卑帖是由于当时的文人雅士对馆阁体俗媚之风日盛的极度反感厌恶，从而产生的一种书法现象，然而矫枉过正，尊碑卑帖之风无辜迁怒了二王欧虞赵董等类的帖学，从而过度尊碑，将碑帖强分高下。启功接着分析道：“蓬山清秘，尊之若在九天；而世人退而议其书风，贬之如坠九地。何以故？以帝王一人之力，欲纳天下之书于一格耳。”时人贬薄蓬山清秘馆阁体，大多是抗拒帝王以皇权意志确立主流书体标准，启功又注：“包世臣《艺舟双楫》讥赵孟頫书如市人入隘巷，无顾盼之情。验以赵书，并非如此，盖借以讽馆阁书体耳。至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进而痛贬唐人，至立‘卑唐一章，以申其说。察其所举唐人之弊，仍是包氏贬赵之意而已。”包世臣对于帖学的否定是以讽刺馆阁书体为意图和目的，康有为主要通过卑唐来讽刺馆阁体，他们的意图和目的是相似的，所以启功说他们“贬赵卑唐意不殊”。然而他们在批判馆阁体的同时，却都迁怒了本应被世人认可的帖学，因讽刺馆阁体而否定帖学的价值，启功先生对这种有失偏颇的观点是不认同的。
二、启功碑帖观形成与演变
《论书绝句》第九十七首：“少谈汉魏怕徒劳，简牍摩挲未几遭，岂独甘卑爱唐宋，半生师笔不师刀。”启功自注云：“余学书仅能作真草行书，不懂篆隶。友人病余少汉魏金石气者，赋此为答。且戏告之曰，所谓金石气者，可译言‘斧声灯影。以其运笔使转，描摹凿痕；结字纵横，依稀灯影耳。”因为根据不足，启功先生对魏晋碑刻采取保守谨慎的态度，并且在书法临习的过程中也尽量选择墨迹，虽然友人诟病他的书法作品缺少金石气，启功仍将碑刻的痕迹喻为灯影，旨在说明碑刻字迹是经过刀刻影响后的产物，根据凿痕学习运笔使转、结字纵横，都是在观隔帐的灯影，所学到的东西并不可靠。启功又注云：“自两汉简牍出土以来，始知汉人作书，并不如拓秃石刻之矫揉，而邓石如诸贤，则未尝一睹汉人墨迹也。”邓石如等人没有见过汉人墨迹，将刻本矫揉之风学了下来，而启功本着求真的原则，追求汉人原本的书写墨迹形态，“半生师笔不师刀”自然就成为他的严谨选择。
启功对于碑帖的态度经历了由单一至综合的演变。《论书绝句》第七十九首：“昔我全疑帖与碑，怪它毫刃总参差。但从灯帐观遗影，黑虎牵来大可骑。”并自注云：“仆于石刻，见解亦尝数变。早岁初见唐碑，如醴泉铭、多宝塔碑等，但知其精美，而无从寻其起落使转之法。继得见唐人墨迹，如敦煌所出，東瀛所传，眼界渐开，又复鄙夷石刻，迨后所习略久，乃见结字之功，有更甚于用笔者，故纵刊刻失真，或点划剥蚀，苟能间架尚存，亦如千金骏骨，并无忝于高台之筑。即视作帐中灯下之李夫人之影，亦无不可也。”启功对碑刻的看法经历了几个阶段：从早期初见唐碑，知其精美但不利于临摹起落使转；到之后见到唐人墨迹，眼界渐开，鄙夷石刻中笔划的失真；后又体会到若能研习碑刻尚存的间架结构，碑刻也像千金骏骨一样，一定程度还原了真相。启功后期提倡审视碑刻的价值，对碑刻的一些特殊价值重新给予了肯定。启功自注云：“昔人于石刻拓本，贵旧贱新，一字之多少，一划之完损，价或判若天渊，而作伪乱真，受欺者众，故有黑老虎之目。而善学者，固不争此。赵松雪云：‘昔人得古刻数行，专心学之，便可名世。信属知言。”石刻拓本价格高昂且真假难辨，受到作伪者欺骗的人众多，所以启功将碑刻比作吃人的黑虎。能明辨真伪的善学者却不会受到欺骗和迷惑，所以黑虎的弊端并不会影响到善学者，启功还专门引赵松雪仅得古刻数行专心学之便可名世之说，意为若能取舍得当，清醒智慧地看待和学习古刻中有价值的东西，必定可以得到极大收获，所以启功说黑虎牵来大可骑，有选择地学习碑刻才是明智的做法。
三、论碑帖选择
《论书绝句》第三十首：“铭石庄严简札遒，方圆水乳费探求。萧梁元魏先河在，结穴遥归大小欧。”启功自注中作了一个妙喻：“碑与帖，譬如茶与酒。同一人，也既可饮茶，亦可饮酒。偏嗜兼能，无损于人之品格，何劳评者为之轩轾乎？”启功将碑与帖比喻成茶与酒，认为只是个性化取舍而已，无损人之品格，没有必要将碑帖强分高下。诚然，在个性化审美上，碑与帖如茶和酒，各有特点和价值，只是风格类型不一样，甚至相互启发交融。但在书法临习中，则宜本着求真的精神，选择上应更倾向于墨迹，因为墨迹能最大程度地反映时人的书写状况，是古人书写形态最真实可靠的呈现。然而启功并没有完全否定碑的价值，觉得碑刻有自己独特的艺术特点和效果，而且部分刀痕的效果也逐渐被人们认可和欣赏，对于部分碑刻筋骨高强的艺术效果他也是十分欣赏和肯定的。《论书绝句》第三十一首：“出墨无端又入杨，前摹松雪后香光。如今只爱张神囧，一剂强心健骨方。”第二十八首：“世人哪得知其故，墨水池头日几临。可望难追仙迹远，长松万仞石千寻。”他自注中云：“余于书，初学欧碑、颜碑，不解其下笔处，更无论使转也。继见赵书墨迹，逐其点画，不能贯串篇章，乃学董，又学米，行联势贯矣，单提一字，竟不成形。且骨力疲软，无以自振。重阅张猛龙碑，乃大有领略焉。”启功尤其赞赏《张猛龙碑》的强劲骨力，认为是自己的学书之路上苦寻到的一剂“强心剂”，可见启功对《张猛龙碑》这类碑刻作品的价值是十分肯定的。启功进一步解释道：“北朝碑率镌刻粗略，远逊唐碑。其不能详传豪锋转折之态处，反成古朴生辣之致。此正北朝书人、石人意料所不及者。……惟其于书丹笔迹在有合有离间，适得生熟甜辣味外之味，所以可望而难追也。”启功先生认为张猛龙碑的古朴生辣之致多是刀刻所造成的效果，既不是刻碑之前石头上墨迹的原始面貌，也不是书写者和石匠刻意追求的效果，恰恰是在刻石的过程中无意造成的，所以启功对张猛龙碑的肯定也是建立在清晰明了碑刻与墨迹的区别的基础之上的。启功先生为了充分说明这一点，特意注云：“昔包慎伯遍评北碑，以为张猛龙碑最难模拟，而未言其所以难拟之故。自后学言之，职此之故而已。”启功先生又一次强调了原墨迹与刀刻后的字形之间的差异，而这差异正是其难以模拟的原因，所以欣赏和学习碑刻是必须要清楚墨迹和碑刻的差异的。
若没有原墨迹，如何合理学习碑刻？启功先生有自己的观碑之法。《论书绝句》第三十二首：“题记龙门字势雄，就中尤数始平公。学书别有观碑法，透过刀锋看笔锋。”启功自注云：“观者目中，如能泯其锋棱，不为刀痕所眩，则阳刻可作白纸墨书观，而阴刻可作黑纸粉书观也。”启功认为只要不被刀刻痕迹所迷惑，还是可以学习碑刻的。他进一步解释：“此说也，犹有未尽，人苟未尝目验六朝墨迹，但令其看方成圆，依然不能领略其使转之故。譬如禅家修白骨观，谓存想人身，血肉都尽，惟余白骨。必其人曾见骷髅，始克成想。如人未曾见六朝墨迹，非但不能作透过一层观，且将不信字上有刀痕也。余非谓石刻必不可临，惟心目能辨刀与毫者，始足以言临刻本，否则见口技演员学百禽之语，遂谓其人之语言本来如此，不堪发大噱乎。”启功又做了一个妙喻，将透过刻痕还原墨迹的过程形象比喻为禅家修白骨观，要将肉体修习成骷髅，前提是人们必须见过骷髅，才能依照目标修炼得出，若没有先前的经验和依据，谁也不可能凭空想出。同理，只有见过与碑刻同时期的墨迹，有了一定的依据和经验，才可能将碑刻字迹还原为墨迹，这是不可能凭空做到的，必须以目验墨迹为前提，所以启功认为，只有心目能辨刀与毫，不被石刻迷惑形成错误认识先入为主的人，才足以言临刻本。
启功集平生书法钻研和创作的心得体会，釆用大量典故和实例形象生动地阐明碑帖差异，剖析了碑帖纷议，提出了“透过刀锋看笔锋”的观碑法和“半生师笔不师刀”的碑帖选择，从而形成了独到的碑帖观。更令人敬佩的是，启功先生的碑帖观又是动态和灵活的，针对书法审美的不断提升以及书法发展的多元，碑刻“强心健骨”的作用也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肯定。这种综合全面的求真动态碑帖观令后人认识深入透彻、清晰明了，从而可求得碑帖之法的精髓和真味；同时，启功先生的求真实践原则和谨慎研习态度，值得后人学习和推崇。
（责任编辑：张贵志）
参考文献：
[1]王镛.中国书法简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264-274.
[2]刘正成.书法艺术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407-408.
[3]启功.论书绝句（注释本）[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22-222.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