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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漕运器物的历史、生态、人文适应性

时间:2023/11/9 作者: 艺海 热度: 20216
伍玉宙 王月磊

  [摘要]作为运河之都的淮安,遗留了大量的传统造物,反映了该区域曾经的繁荣,也反映了中国历史的一些侧面。笔者试图从物质文化研究的视角对传统淮安漕运器物的产生背景及其蕴含的设计理念进行分析,探讨其在自然环境、历史条件以及人文生活等方面的适应性。

  [关键词]漕运器物;淮安;适应性

  按照物质文化的观点,任何器物都不仅仅是器物自身,而是反映着深层的历史、文化、社会关系。探讨淮安漕运器物,也不能离开其产生的历史背景、生态环境以及人文精神。淮安之所以存在着丰富的漕运器物,与其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历史条件以及文化融合是分不开的。本文将试图从这三个方面探讨漕运器物的有关设计内容。

  一、巧妙施工,顺应自然条件的水利设施

  淮安“西枕洪湖,黄河又自北而来,与淮水汇合东注”(《淮安府志·序》),境内水网纵横,9条河流贯穿全市,又处于中国地理的南北分界线上,也处在中国暖温带和亚热带的分界线上,其气候兼具热带季风气候、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特征,四季分明,雨量集中。由于气候的过渡性和季风的强弱不均,淮安地区气候灾害多发,主要有暴雨、洪涝、干旱等。

  为调节水脉、备洪防旱,以资漕运农耕,淮安治理者与当地民众不得不顺应自然条件,兴修水利工程。如修葺历时千余载的洪泽湖大堤,在早期是为了减少洪水泛滥带来的灾害,而后来则是为了蓄水以冲刷黄河所带来的泥沙,以通漕运。不同的目标,对堤坝要求也不同,因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其有着不同程度的修筑。这些建筑施工基于区域的地势环境并巧加修整,其中蕴含着顺应自然的设计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材料选择,以适用为基,如需牢固则选择石头,如临时之用则选择泥土、茅草等;其二,工程难度,因地因需而设,从而降低了整个工程的风险。比如在运河开凿早期,借用自然湖泊,减少人工运河长度,降低工程难度;而至后期,考虑到天然湖泊中运输风险以及洪涝灾害等,运、湖分离,因时、因势而导;其三,顺从物理,巧妙引导,如节用洪湖之水刷黄、筑堤坝束沙,设置闸门调节水位等都在一定条件下运用水力,平稳了漕运,且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水患;其四,兴利除害,以淮安五坝为例,通过建设水坝,漕船由仁、义二坝登岸,商船由礼、智、信三坝登岸,车盘经上马牌坊、下马牌楼,过板闸淮关至清江浦达淮,避免开山阳湾这段湍急的水流。

  如果从更深的观念意义来理解人化自然过程中的诸多建筑、工程,可以发掘其中天人合一的系统性处理手法。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最大的不同在于对自然的态度,从先秦起,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成为古人在行为上、思想上、言论上的正统。在造物活动中、在与自然的交流中,国人亦多源自然之势而起。在处理水道之时,也多遵地势,通沟渠,直行、回环皆可,而非直行道头;调控水位、航船,也是宣泄有度,迎水、泄水之水塘有大小之别,此借水势、顺水势是也;治理河运,统筹河漕,协调黄淮、河漕关系,兴利除害,借黄济运,借淮刷黄,都是调节整个水利系统的方略,着眼于全局,而着力于枢要。

  二、应时而作,适应历史条件的建筑

  淮安作为漕运之都,南北漕运之枢纽,明永乐年间首设的漕运总督衙门即驻于此,淮安进而成为漕运指挥中心、漕船制造中心、漕粮储备中心,成为名副其实的“运河之都”。作为当时的“一线城市”,其建筑、造船工业都具备相当的水准。其建筑风格南北交融,既有北方建筑的大气,也不乏南方建筑的灵秀。现存建筑里,最有代表性的当属集南北园林之长的清晏园以及“高堂曲榭,第宅连云”的河下古镇建筑群。

  淮安在明清两朝作为扼南北交通的“运河之都”,为强化管理,朝廷常派遣高级官员驻扎于此,如清代从1678-1821年不足150年的时间里就有56任,45位河道总督驻节于此,皇帝南巡也多次驾临此地。这必然需要与之相应的生活、办公场所。其中暗含海晏河清之义的清晏园便是官方园林建筑的代表,融北方的开阔与南方的玲珑于一处,为苏北园林、淮安园林之代表。现在的清晏园主要由荷芳书院、淮香堂、蕉吟馆、叶园、今雨楼、谦豫斋、关帝庙以及碑亭、曲廊、水榭、船楼和假山、曲桥等组成。建筑古意盎然,与水景、树木、山石相映,意境深远。假山或取太湖石,玲珑剔透,“皱、漏、度、透”,奇绝异常,取道家朴素清静之美;或取北方的黄石,棱角分明,质朴浑厚,阳刚苍劲,取儒家壮丽肃穆之美。曲廊、水榭伴水而立,自然随意,使人以畅游无羁、心旷神怡;御碑亭中碑文浑穆,文字常常可以将人的思绪带到当年治河有成的年代。

  与之同时,淮安作为漕运、船业、盐业的集散中心,城内商贾云集,所谓“淮北商人环居萃处”。在明代,山西、安徽、河南等地盐商皆汇聚于淮安河下,河下始成为闹市名区,形成了“东西广约五六里、南北袤约二里”的格局,镇内阡陌纵横,朱楼并立,明代诗人曾经描述为“十里朱楼两岸舟,夜深歌舞几曾休。扬州千载繁华景,移在西湖嘴上头。”值得注意的是,河下古镇兴于盐运,也衰于盐运。自清道光年间两江总督陶澍推行“盐票法”之后,盐商陷入困境,河下之繁华也因之不再。时下,古镇建筑群静立于运河之畔,有70%以上系清代以前的砖木建筑,较好地保存了历史原貌。其古朴幽深的青石板路街道,曲折回环的萧湖,半遮半掩的民房,依旧散发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气息。

  三、南北荟萃,适应生活的丰富物品

  漕运带来全国物产以供挑选,再加本地貨产供应之丰富,居于淮安的人们生活富足,使用物品精良,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淮安作为商品集散中心,可谓荟萃全国各地的物产。所谓“凡湖广、江西、浙江、江南之粮船。衔尾而至山阳,经漕督盘查。以次出运河……故漕政通乎七省,而山阳实属咽喉要地也。”(重修《山阳县志》)各种物品在唐英的《续攥淮关统志》有载:“按货物输税,有论个者,如竹木桶盒磁瓦石器之属……有论匹者,如缎纱绸绢之属;有论面者,如鼓琴弦子之属;有论骡者,如人参绸缎色布南来杂货之属;有论只者,如牛羊鲜鱼模船藉船蓑蒲草船标船;有论石者,粮食;有论件者,银鼠皮褂;有论段、论根、论丈、论片、论把、论捆者,大小竹木板片之属;间有论套、论箱、论篓、论盘、论领,货物不过一件两件,其余悉以担论,大抵十居八九,有芒稻、黍子、糁谷之属;有冬夏布、棉花、棉线、缨纬之属;有铅铁铜锡器之属,有药材香料之属,有海菜颜料之属,有鲜果干果之属,有腌腊、腌小菜之属,有油酱酒醋之属,有煤炭石灰之属,不胜悉载。”所列货物,如《马可波罗游记》中所记:“淮安府是大批商品的集散地。通过大河将货物分销各地。”当然自有一部分在淮销售,所谓“家人日用所必需,一切取足于四方之商贾”。南北各地的物产在淮安集散、消费,不仅在文献中有所记载,在发掘的历史遗物中也可以看到南北物品的聚集以及使用。比如韩城村发现的元代瓷器窖藏,其中既有北方磁州窑的瓷器,也有南方龙泉窑的产品。

  气候适宜的淮安,本土“货产极其丰富,不但能够供应本城市的消费,而且还行销远近的地方。”(《马可波罗游记》)据《淮安府志》载,淮安物产五谷、瓜果、蔬菜、药材、花卉、竹木、牲畜、飞禽、鳞介、食用之属皆具,种类多样。而制器之属有鎏金铜器、湖镜、鼓、包头、线香、芦席、蒲包、皮箱、刀、汗衫等,均为远近驰名之物。再加上清江督造船厂能够成为明代中后期唯一的国营漕运造船厂,生产、监管近六成的“漕船”以及相关的零配件,其制作工艺可见一斑。再考虑到商贾往返流连乃至汇聚于此,其生活自不乏奢靡、炫夸之处,所谓“富庶相沿、奢侈成俗”(《河下志》)。其中名扬天下的淮扬菜便是其追求的集中体现。其工艺精到、菜品多样,且兼蓄东西南北口味之精粹,“咸淡酸甜苦辣鲜”具备,从“烹龙炮凤”到“烹家野小鲜”无所不包。

  小结:适应性的造物

  淮安漕运造物对自然环境、历史条件、人文生活的适应性,带给我们极为重要的设计启示,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其一,适势、适时。其造物活动,始终以造物目的作为指引,务实开展。比如洪泽湖堤坝的修筑过程便是这一特点的很好范例。其二,因需、因用。不管是购买四方商货,还是自产物品,都为当时生活、工作所需:或是日常生活之需,或是通商社交之需,或是供奉官家之需,或是改善生存条件所需。其三,兼容、荟萃。从官衙园林清晏园到百姓日常用物,再到日常饮食,都能够看到一种开放的心态,汇集南北文化、造物的特点,溶为一炉。

  注释:

  ①孟悦.物质文化读本[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②光绪《淮安府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影印本

  ③政协淮安市淮安区委员会编.吴承恩故里:河下古镇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12

  ④马麟.修续纂淮关统志[M].方志出版社,2006

  ⑤佚名.马可波罗游记[M].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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