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辉

　　〔摘要〕编剧创作现代花鼓戏《岳阳萧山令》的经过与感受。

　　〔关键词〕编剧创作花鼓戏

　　萧山令，湖南益阳人。1937年，日本侵略者攻陷上海后直逼南京。萧山令临危受命，晋升宪兵副司令，同时兼任南京警备司令、防空司令，协助南京卫戍司令官唐生智保卫南京。南京时为中华民国首都，保卫南京虽然是一场胜少败多的生死战，却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萧山令决心以死捍卫国家与民族的尊严，成为南京保卫战中牺牲的最高职级军人。在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我受益阳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局的邀请，以家乡的花鼓戏来表现家乡的民族英雄，来激励后人共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一、源于历史，追求真实

　　萧山令生前所留下的史料少之甚少，这为我们了解这位英烈，塑造他的艺术形象带来诸多的困难。我只能在茫茫的史海中搜索，在家乡的大地上寻觅，寻找他一生的成长轨迹，了解并塑造出了他儒雅正直、忠勤缜密、严而不慢、宽而有威，为部属所钦慕的历史形象。

　　史载：“1909年，萧山令离别新婚3个月的妻子，考入湖南陆军小学研习军事。”我从史料中了解：当年的“湖南陆军小学”正设立在长沙小吴门外，入学考试即为一篇作文，作文的考题就是语出《礼记·中庸》的一句话：“知耻近乎勇”。这道题目为什么出现在陆军小学的入学考试中？当时究竟是怎样的历史背景？萧山令会怎样回答这道题目？这给我们留下了很大的创作空间。正是由于甲午战争给湖南人带来了强烈的震撼与挥之不去的耻辱，引发了湖南知耻而后勇的精神。湘军名将胡林翼是益阳人，他对益阳人的激励，让知书达理的母亲送儿入军校，这样，像岳飞之母勉励儿子精忠报国的历史图景，很有可能出现在现实生活中。因此，我把这种历史的可能“还原”于舞台之上。这是一种历史的本质真实，也是一种艺术的真实。

　　萧山令曾经担任过沅江县的知事，这是有历史文献作为证明的。这一文献资料就是他以“沅江知事”的签章、在民国十二年（1923）九月十六日颁发给沅江县署一科科长的一纸“委任状”。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来到沅江？当时的沅江县发生过什么样的大事？萧山令在这一背景下有可能完成怎样的使命？这就是我需要了解和考察的。查史料得知：1923年，正是湖南开展“湘人治湘”的立宪自治运动之时。此时，湖南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商人运动风起云涌。在此基础上，湖南议会成立。议会成立的首要任务是，一方面裁减军队，一方面实行民主政治。于是，民主革命运动使很多县的鱼肉乡民的知事（县长）辞职或罢职，此时，议会就指派被裁减的军人到地方当县官。沅江县当时属常德市管辖，治理常德的军事长官唐生智就派自己得力的手上萧山令赴任。而在1923年之前几年，洞庭湖连年倒堤溃垸，沅江县首当其冲；萧山令临危受命，此行所遇到的困难与麻烦必然不少。戏曲受舞台时空的制约，萧山令在沅江的故事只能在一场中完成；依据萧山令这个人物的个性与经历，他在赴任之时遇到逃荒的灾民必将发生的冲突和故事，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同样，这也是一种历史和艺术的真实。

　　《益阳萧山令》一剧，其人物、其情节，均来自于历史。小山东卖身当兵葬父，罗团长临阵弃甲脱逃，日寇以妇女儿童当炮灰，先烈们以肉搏近战解危局等情节，都来自于南京保卫战史料。这些真实的历史，都为我的创作提供了坚实而又厚重的情感基础；为塑造萧山令这个人物，使之感染人、教育人提供了强劲而持续的动力。

　　二、扬长避短，创新形式

　　益阳市花鼓演艺有限公司原名益阳县花鼓戏剧团，是曾经培养我、而我又为之服务过的剧团，这个剧团有过曾经的辉煌：20世纪60年代，曾是全省的“红旗剧团”，从我的剧作《浪子吟》参加1980年的全省戏剧会演之后，剧团又有《李金光外传》《风过小白楼》《酒醉英雄》先后参加了全省戏剧会演并获奖。我离开这个剧团已有30年了，深知剧团在今天之艰难。这个小小的基层演出团体为了花鼓戏艺术的生存与发展，长期坚守在集镇乡村演出；由于市场的需求，近几年来，他们很少演出现代戏。年轻的演员上台的表演，程式化动作特别多；一上现代戏，就不知举手投足。同时，要以花鼓戏这样的戏曲艺术形式来表现南京保卫战这样宏大题材，无论是从剧种、还是剧团，都确实有为难之处。

　　怎么办？剧本的创作不同于小说、散文的写作；它受二度创作的制约。剧本再好，也离不开导演、演员的再创造；二度的能力、水平也制约了剧本的体现。剧作家首先就是要针对剧团写戏、针对演员写戏。于是，我在剧本的写作上采取“扬我之长，避己所短”的手法，来解决剧团和演员在艺术上的难题。

　　南京保卫战既是这个剧目绕不开的史实，也是萧山令成就自己人生辉煌的“舞台”。在戏曲舞台上怎么样来展现这场战争，成为了剧目成败的关键。舞台戏曲适合表演人物的情感、而不太适合表现现代的战争；于是，我把戏剧的重点放置在南京保卫战的战争间隙之间，让人物在残酷的战争中，能够有时间、有地方讲述人生的故事，抒发人物的情感。然后，以现代的技术手段———视频、灯光、音响来表现战争，以弥补戏曲舞台之不足。这样，既拓展了舞台的时空，又表现出故事的典型环境。避实就虚，以虚代实的形式创新，很好地解决了题材与戏曲剧种之间的矛盾。

　　益阳市花鼓演艺有限公司长年上山下乡为农民演出，广阔的田野舞台，让演员们具有了良好的戏曲唱功。演现代戏虽然是剧团之短，而个个能唱却是演员之长。因此，《益阳萧山令》在原创之初就定位于：这是一个情感戏、唱功戏。这种根据演员特长的定位，使剧团的演出驾轻就熟、一帆风顺。

　　当然，排演现代戏，让演员有了一次提升自身的学习机会。进入排练场时，演员们的举手投足都是传统戏的做派，怎么办？根据剧情需要，剧团请来了解放军教官进行军训，从立正稍息、到持枪冲锋，演员们开始了认真的军事训练。有了一定的军人生活基础，再加上扎实的唱腔功底；演员们终于在台上收放自如，为成功地塑造人物形象、完成剧作的要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点亮人生，情溢人物

　　这部剧作虽然是“命题作文”，但我还是认真地作为一部艺术品来做。描述萧山令的一生是主体内容，南京保护战既是内容，也构成了全剧的结构形式。

　　正因为萧山令留下的史料不多，而不多的史料正是一些萧山令光彩照人的“点”。抓住“点”做文章，就构成了一块一块的戏。

　　少年时代。萧山令受曾国藩的影响，曾立誓“兵符在握，一扫群魔”；1909年，17岁离别新婚3个月的妻子，考入湖南陆军小学研习军事，是母亲送他入学。母子之间的送别之情，湖南人知耻而后勇的历史大背景，构成了这场戏的主体内容。我把这段情感经历，植于萧山令在南京保护战临危受命之时的特殊场景之中，因此现实与回忆的转换比较自然；萧山令敢于承担“誓死不当亡国奴，坦坦荡荡了此身”的精神便有了依托。

　　1923年，萧山令在沅江县任知事，表现的是他作为“儒将”的一个侧影。辛亥革命后废清代的府、州，设置县一级行政机构，行政长官先称“知事”，后改称“县长”。这是萧山令人生的一次奇遇。此场既要奇，又要精，还要表现他的儒。最后让人物感叹：“如果不是打仗，这世界上也许少了两个当兵的，会多一个好农民，多一个好县长呀！”这样全剧在紧张的氛围中，有一个轻松的片段，成为了一个亮点。

　　戏剧的高潮怎样设置？我想：其形式的高潮必定是他牺牲之时，而情感的高潮应该是他牺牲之前对亲人的思念，以及他慷慨赴死的决心。要完成这个“最高任务”，我就把这场戏设计在他与夫人生死离别之时。

　　那坛“剁辣椒”此时再次出现，引起了萧山令对夫人的思念；时间回到他们分别之时：

　　此时，话短情长。萧山令对夫人唱道：“……不枉结缘在此生，此回相别难相逢。明知今生将永诀，不忍开口说分明。”

　　萧夫人应道：“难开口，说分明，你不开口我也知情，山河破碎敌寇凶狠，大难中更知你铁骨铮铮。”她忿忿地唱道：“看国军，几百万，几多悍将，几多骄兵；看民国，官济济，几多奸佞，几多愚忠。国难临头他们鸟兽散，市长、司令、警长……全由你担承。你身兼六职六颗印，守的是一个积贫积弱的中华民国大南京。我的萧山令，是不是你太愚蠢？还是这世道不公平，不公平！”同样，这也是观众在发问。

　　夫人的愤慨引发了萧山令的惊愕：“夫人的话石破天惊，夫人的恨海裂山崩。不是我萧山令生来蠢，只因为我是谭嗣同、陈天华的跟屁虫。我自横刀向天笑，为民敲响警世钟。是生是死何足惜，为的是我中华民族再重生。浑噩的中国死我一个萧山令，星星火种春风吹又生。”萧山令死的意义、死的价值在这里得以提升；全剧的意义和价值，在这里也得以彰显。

　　萧山令的人物形象，就是在这么一个个点的刻画中，完成了一次立体的塑造，努力形成为一个丰满的人生。

　　四、本土资源，益阳特色

　　花鼓戏，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湖南人民乐观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载体。我在益阳从事花鼓戏编剧十年，创作过多部花鼓戏剧作上演；后来也创作了《接来乡里爹和娘》并与人合作过花鼓戏《村官是个堂客们》《花落花开》《作田汉子也风流》等多部获奖剧作。在湖南，人们对花鼓戏有点误解，认为花鼓戏的特长是喜剧。然而，益阳花鼓戏不一样，它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率先受到湘剧的影响，在湖南花鼓戏中独树一帜：它的代表剧目有所谓“芦林、琵琶、产、赶、教”，“赶潘、升天、大吊孝”（即《芦林会》《琵琶上路》《磨坊产子》《清风亭赶子》《断机教子》，《秋江赶潘》《商霖升天》《秦雪梅吊孝》）之说，它不同于省花鼓戏剧院所创造的“喜剧路子”，益阳花鼓戏具有凝重、悲怆而又十分壮阔的艺术风格。这种风格很适合南京保卫战这种题材的表现。无论是萧山令的大义凛然、还是弹词刘的回肠荡气，或是萧母的大气磅礴、萧夫人的大恨大爱，或是陈会长的诙谐幽默、小山东的娓娓衷肠，都能将益阳花鼓戏的风貌表现得淋漓尽致。我写作《益阳萧山令》一剧，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让湖南的观众能够全面了解湖南花鼓戏，能够领略到益阳花鼓戏的别样风采。

　　让戏曲的地方特色与地方的文化资源有机地结合，也是我创作《益阳萧山令》的一个想法。我在剧中设置了两件贯穿全剧、推动剧情发展的中心道具：一件是“精忠报国图”，一件是一坛“剁辣椒”。“精忠报国图”既表现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优良传统，又利用它牵扯出湘军、胡林翼、萧母、沅江救灾等一系列戏剧动作，这些动作都与益阳传统文化有关。“剁辣椒”既是益阳的特产，又将萧夫人的湘女情、南方人之辣椒精神都比较妥帖地表现出来。

　　与此同时，益阳弹词、益阳儿歌、地花鼓、舞草龙、耍蚌壳、采莲船等益阳传统文化的符号，都努力恰如其分地展现在舞台上，为宣传益阳文化、为《益阳萧山令》的地方特色增添些许色彩。

　　我有一个习惯，剧本完成之后，就交给剧团，不会主动去干预二度的创作。我知道，这又好又不好。剧本立起来后，遇到了一些困难和挫折；我不太了解个中原因，也没听到过具体的批评意见。有朋友对我说：这个剧目歌颂了抗日战争时期我们湖南的民族英雄，非常难得；如果剔除掉那些硬贴上去的东西，强化以爱国主义作为核心内容的、气壮山河的民族大义，这是一个能够真正进行对外文化交流的好戏。

　　（责任编辑蒋晗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