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蒲星

　　

　　

　　

　　〔摘要〕“士当先器识而后文艺”在中国文艺数千年的“知”“行”合力中，形成了光彩夺目的魅力。作为文艺样式之一的“画”当然也不列外。

　　〔关键词〕肖振中中国画水彩

　　肖振中1979年考入湖南师范学院艺术系时学的是中国画，四年后毕业分配到怀化师专艺术系教书，却因工作需要只能教水彩。那是一个个人服从集体的年代，教水彩就教水彩。甚至，为了把水彩教好，肖振中返回母校随朱辉老师进修水彩。这水彩老师的工作服一穿就是十几年，业绩也斐然可观。怀化师专美术系是湖南省开设水彩画专业方向最早的高校。刘永健、段辉、唐植新、邹正洪、王錫忠等人都是出自其门下。如今都是当代湖湘水彩画家中一流人物。高徒当然不可能出自庸师门下。十几年的教学相长，肖振中也成为继朱辉、殷保康黄铁山一代水彩画家后的梯队接班人。那个时候我已经任教于肖的母校，但因为个人对水彩画的偏见而未能与之相识，直到某一年朱辉先生执掌湖南师范大学艺术学院，意欲将肖振中诱回母校作为水彩骨干教师。一番来回折腾，竟然有缘无分。我大概就是那个时候比较正式地认识了这位青年水彩画家肖振中，但，也仅仅是认识而已。

　　直到2005年，肖振中还是调到了长沙的另一所大学教书。今年是他定居长沙十年。从怀化到长沙，不仅是换了一个地方，更是开启了艺术人生新阶段：告别水彩，回归中国画。为此肖振中还特意出版了一本《肖振中水彩画风景写生》集，对过往做了一个严肃圣神的了断。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以此为水彩画烧一炷香”。

　　怀化学院二十余年，无论是个人创作，还是教学上课，肖振中都是谨守水彩专业。但也与其他水彩画家有所不同，肖始终坚守书法练习从未中断，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写遍了能看见的碑帖。也许是这个缘故，也许更多是气味相投，水彩老师肖振中却和同在艺术系教学的前辈国画教师易图境极其亲近。易老长肖振中四十多岁，花甲之年后艺名大放异彩。行当之隔，年龄之差，却未能影响肖振中与易老建立了亦师亦友的特殊友情。其二，怀化工作期间，肖振中也得以经常随侍同是凤凰人的黄永玉先生门下，影响之巨，可以想见。

　　这些外因都对肖振中施予了足够的影响，使他生长了从水彩画队伍“挥手从兹去”的意念。从怀化到长沙的变动，使他得以坚决断念。

　　初到长沙的肖振中瞬间感受到了生活的压力。经常深更半夜才能回家，但无论什么时候到家，无论多累，都坚持伏案操练，找回对笔墨的感觉。

　　和绝大多数同龄人一样，肖振中也是因为从小爱好图画而选择学美术的。不同的是，因为土生土长于自然、人文皆有盛名的凤凰，从孩童时代起就有机会见到来自全国全省各地到凤凰写生的画家。张仃、吴冠中、亚明、何海霞、方世聪、廖炯莫、陈白一、莫立唐、罗尔纯一串串闪耀的名字。广州美术学院教授油画家恽圻苍是肖振中的姨父。这些独有的人生经历使肖振中的艺术世界从一开始就丰富多彩。本科期间的中国画学习当然会给人的精神深处留下印迹；虽然是专职的水彩画教师，却经常耳濡目染易图境、黄永玉挥毫泼墨。有时候自己也忍不住重温一番，再加上如前所述的研习书法不辍，这一切都会使肖振中面临一个悖论：他的水彩画越受人推重，他就越感受到水彩画不能满足自我艺术表达的需要。虽然他尽心尽力使自己成为一个纯正的水彩画家，但诸多固有的条件却是作为西画的水彩画难以容纳的。

　　所以，肖振中就像在个人艺术道路上迷途了二十余年，告别只是为了回归“正道”。从水彩到水墨，从排笔到毛笔，不陌生，不别扭。长沙十年，是肖振中回归中国画队伍十年。

　　从2006年到2007年，我一连写了四篇研究近现代湖湘美术家的文章。其中一篇是研究黄永玉的，以《谁人识得黄永玉》为题发表于《湖南书画》杂志。因为肖振中与黄永玉的交往，我请他将文章呈送阅读。没有多久，肖振中打电话告诉我，说黄先生看了文章感觉还行，想见一下我，正好先生在凤凰过戊子年春节你立刻到凤凰来。

　　虽然因为要缓解生活的压力而夜以继日，但肖振中很快就进入了中国画的创作状态。第一批作品是颇有实验与前卫意义的水墨山水画。这批作品得到黄永玉的充分肯定，参加了2007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名为《来自凤凰》三人作品展。因为这次展览由黄永玉先生全方位直接安排，展览在京城轰动一时。2008年，这批作品以《肖振中当代水墨艺术展》为名在湖南省画院美术馆亮相，黄永玉特为展览题词，将系列作品名为“吾家山”。与展览同时推出的是《肖振中》大型画册，我也是第一次为肖振中的艺术创作撰文。

　　“吾家山”系列接连在北京和长沙亮相，在两地的研讨会上，作品所具有的学术性和实验性得到了一致的肯定，笔墨线条浓厚的表现性与传统山水画笔墨大为不同，激情不再含蓄隐寓，而是呈接显现。然而，激情是有时限的，而艺术贵在持续。如何将“吾家山”所具有的审美之维继续推进，摆在了重归理性后的肖振中面前。他决定暂时放下水墨山水实验，重新选择自己的艺术目标。2011年6月，《梦入芙蓉浦.肖振中花鸟作品展》亮相长沙。2012年12月《肖振中荷花手卷作品展》再次登场长沙。两次画展的大多数的作品都是荷花。山水画家肖振中变为荷花画家，速度之快，令人目不暇接。与肖振中关系亲密的两位师长辈画家易图境先生黄永玉先生都是当代画荷圣手，熟悉肖振中的人都知道这一点，但仍对他的荷花创作惊叹不已，特别是两年之内两次同样题材的展览更是剑出偏锋的犯险之举。在研讨会上肖振中坦言：第一次荷花展收获了太多的支持与肯定，既增强了自己继续坚持的信心，也在坚持中发现了太多的不足与问题，于是努力要解决问题，接连做展览，就是想将自己的成果请大家指教。

　　接连两次单一的荷花画展收到了比预期还要好的社会反应，因而引导着肖振中契而不舍地努力其中，结果是他越深入其中就发现了越多尚未为人触及到的艺术新空间。除了案头研究笔墨实验之外，肖振中更注重现场写生。他每年都要到洞庭湖野生荷花园居住写生，发现前人画荷留下的陌生空间。

　　2014年肖振中买下阳光100后海的房产辟为书房兼画室，因为楼下是一汪夸大为海的水，我笑说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临水居”了（临水居为黄永玉先生多年前为他写的斋号，因为环境佳好室内宽敞又与我的居室不远，所以时常往来。要么在我岳麓山窝的如参禅堂，要么在他的临水居品茶闲谈。

　　

　　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言，失言”（《论语卫灵公》）。也许是外在生活环境的变化，也许是岁月苍桑在每个人身上打下的印迹，我深切地体会到“不可与言”而言之必“失言”的别扭和不堪。不少年少时代的友人之间越来越难以“与言|”，因为言必“失言”而自我不堪所以就疏离，仅仅维持着最起码的人际关系礼仪。除此之外，不愿再多一言。因为有这样切身的体会，所以就能更深切地感受到与肖振中闲谈的乐趣和益处。实际上，我们每次谈话的内容不但不闲，而且极其严肃，严肃的程度超过我参加过所有的所谓学术研讨会。例如，为撰写何绍基书法艺术的文章，我向他谈了我的基本思路。从何绍基开始，我们竟围绕中国书法史闲谈了近三个小时。这次闲谈也使我更深入地认识了肖振中，他不仅是数十年习书未曾间断，而且是按照孔子所教导的“思”“学”并进，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今湖南中国画界写字者鲜有出其右者的原因。书法于中国画之关系是画者皆知的常识，但二者之间的具体影响却玄之又玄无人细究。以我个人的思考与体验，书法影响于中国画是一个渐次提高的梯级。最低一级是画上题款的锦上添花作用；其次是提升笔墨境界。“用笔”是书法艺术的核心价值观之一，用笔既贵变化，更贵高度。所谓书法艺术，根本在此。无笔墨不足以言中国画，（黄宾虹语）因为笔墨才是中国画的基本形式语言，而笔墨之间，首重用笔，知用笔方知墨法。书画同源，源在用笔。所以，判断传统中国画优劣的最简易标准是先断画者书法水平在哪一个层面。除此之外，书法作用于画的更高级梯次是形而上的气韵与品位。书法是类似于音乐的直接精神符号，最大限度地消解了媒介技巧的中介，从这一点而言，书法比绘画具有更高的形而上精神性。于是才有所谓“书道”之说，因此作书更近于修道、悟道，而不是技艺练习。因为更近于道的修炼体悟，书者的精神境界自然更能超凡脱俗、久而久之、气韵与品位自然非常人可比。所以，善书之画家自有一种高格高调。

　　肖振中首先是一个接受过专门现代学院训练的画家。先是西画（水彩）训练，再是中国画训练，绘画基本功自不待言，孙克先生对此有过精彩的评语：“肖振中先生的画，放的开，他具有很好的造型基本功。画的一手非常杰出的水彩画，非常到位。而中国画则大笔淋漓，有与别人不一样的胆魄……什么玄乎的东西在他笔下都能轻松自如的挥洒出来。”与很多同门不一样的是肖振中有更长的书法修炼研习岁月，时间长法门准，自然心手相应，气韵自然流出于笔端。这是肖振中从水彩转向国画如此自然顺畅的原因，更是推动肖振中艺术创作持续发展的动力能源。

　　肖振中追随黄永玉先生近二十余年，已经说不清楚到底是他受黄永玉影响还是天性使然，某些方面颇得黄氏形神风采。

　　因为两次荷花特展，自然就被贴上“荷花肖”的标签，本人不仅不以为然，甚至乐见。因为时常出入临水居，我知道标签的不尽然。大概是去年某个时间，第一次在墙上看到他的数幅梅花，其工写兼备，其形神俱有，其造型色彩皆具，我顿时眼睛一亮。待后来见到完成后的作品，自以为决不稍逊荷花，劝他找机会示于众人，他却以为太早。

　　第一次荷花展的画册里，还收录了几幅肖振中的人物画。其中《撞南墙》、《喝茶睡不着起来看月亮》颇受观者偏好。以后进出临水居多，一次看到他兴之所到的人物画，我特别中意其中一幅《行头像林冲》，线条、造型、笔墨、色彩勘称完美。关于人物画肖振中有一段自述：“平时我画人物画是很少的，只是想到，或者读到一些有意思的句子才会有动手的冲动。我不会在技法上作太多推敲，生怕深奥无边的技法把我拽到一边去了……”。今年荷花盛开的时候，肖振中又去了洞庭湖野生荷花园，烈日之下写生回来后意犹未尽，又画了好几幅扇面，其中一幅《花开时节好还家》更近于人物画构图之别致，人物形神之生动，堪称佳品。记得好多年前和画家吴荣光赏李可染先生的《观画图》，吴光荣说没有几个人物画家的画有此画水准。以我的偏见，肖振中偶尔冲动的人物画也是很多专业人物画家望尘莫及的。

　　这些年，中国画画家特别流行画瓷，肖振中也卷入其中。没想到一画不可收拾。荷花从纸上移到瓷瓶上，多了一层釉光，色彩的鲜艳程度更添了一度，这就更符合发展中国家国民求富追贵的审美心理。先是瓷都，又去铜官，又画又刻，但不再色彩艳丽，而是尽得铜官窑酱色的素朴。对于这批似画似刻见素抱朴的器物，肖振中钟爱有加，每有道中人造访，自然要搬出来显摆陶醉一番。

　　山水，花鸟，人物，工笔，写意，水墨，陶瓷……所有这一切合在一起结构了博大精深的中国视觉艺术体系。这是一个年积月累、求同存异而建构的民族艺术工程。面对着这个近乎博大天边深邃无底的工程，个人能做的基本上都是取一瓢饮，唯独黄永玉先生以他独一无二的艺术人生在这个博大精深的艺术王国里天马行空来去自由，形成了别具一格。因而也颇具争议的黄永玉艺术精神。因为靠的近，肖振中也分享了这种精神的独特魅力。

　　《唐书.裴行俭传》载曰：“唐初，王、杨、卢、骆皆以文章有盛名，人皆期许其显贵，裴行俭见之，曰：“士之致远者，当先器识而后文艺。勃等虽有文章而浮躁浅露，岂享爵禄之器耶……”。

　　可以说，“士当先器识而后文艺”在中国文艺数千年的“知”“行”合力中，形成了光彩夺目的魅力。作为文艺样式之一的“画”当然也不列外。从顾恺之开始的士人画到以后的文人画始终是中国画的主流。北宋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卷———之论气韵非师》中云：“窃观自古奇迹，多是轩冕才贤、岩穴上土；依仁游艺、探蹟钩深，高雅之情，一寄于画”。

　　所谓民族精神，既是以特定的自然地理条件为根基，更是千百年历史与文化进程之大浪淘沙渐次形成，其不以一时一地一人为转移的巨大力量如同创造世界的上帝。天不变，道亦不变。这个道就是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的艺术精神之根基就是：“士当先器识而后文艺”。这是中国艺术的核心价值观。艺术即人，所谓人，指的是人的一生，而不是一时一刻的得失荣辱。所谓“致远”，指的就是终生一以贯之的艺术创造与境界，这种持续不断的创造与境界源泉即是“器识”。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浮躁浅露”之辈固然能依靠其它因素显赫一时，终难以“致远”，充其量，也不过是谄媚事权贵的戏子艺人。

　　有人问：器识？且举一例。读书，读什么书，读后的态度，均可见一个人的器识。肖振中第一次读陈寅恪传记，读到陈寅恪先生答覆权利要人“不信马列”云云句。不仅划线以示重视，且用铅笔再画小手V状。他后来重读见之写道：余阅读之可爱，大凡一本好书，余常有阅读再三之习惯，今观往日阅读批眉顿生余之可爱之感，这只漫画V字小手，足可见第一次阅读喜悦之情”。我不知有多少画者人读过此书，读到此句又情状如何。器识有无多少大小差异，如此一类处处可见矣。

　　虽然有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语）的西学东渐，虽然有亘古不见的商品化市场化大潮，但这一切都不足以改变“士当以先器识而后文艺”的中华民族艺术精神。虽然百年以来，特别是近二十年文艺界“浮躁浅露“之辈比比皆是，几近天下乌鸦一般黑，但却不过是云烟过眼，〝眼见得你荣华富贵起高楼，眼见你烟消云散楼坍塌〞。

　　清松年在《颐年论画》中写道：“书画清高，首重人品，品节既优，不但人人重其笔墨，更钦仰其人……书画以人重，信不诬也”。

　　长沙十年，肖振中不仅完成了从水彩画家到中国画家的转型，在当代湖南中国画界占有一席之地，而且也成为艺术市场的幸运者。与其他幸运者有所不同的是，肖振中的成功，靠的不是文艺体制，不是市场忽悠而是他的为人。先是在你来我往中“钦仰其人”，然后是“重其笔墨”。

　　“士之致远者，当先器识而后文艺”。“致远”之谓，即是艺术创作的可持续性，可持性，就是永远保持艺术创作的生命活力。这样的可持续性生命活力，取决于人的“器识”，也就是人的精神存在。而人的精神存在，既是先天的基因，又是后天的养成，既是某时某刻的具体显现，又是终其一生的修炼体悟。艺术大家的艺术人生，重在器识人格的精神修为，而不只是艺人匠工的雕虫小技。志存高远之为艺者，岂可不察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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