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川咪咪

　　

他的大学梦

1977 年8 月13 日，教育部做出了恢复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制度的决定。那一年，我父亲22 岁，已经当了4 年搬运工了，因工作勤奋、表现良好，被提拔为司机，这份工作比搬运工轻松很多，出车结束后大家还会结伴去游泳。

　　有一回游泳的时候，另一个司机告诉他，他们工厂有个女工的哥哥参加了今年的高考，并被复旦大学录取了。

　　30 年以后，在我的选课书上，父亲指着“复旦大学名师×××”这行字说：“也许就是从听说他考进复旦的那一刻起，我就想着要去考大学了。”

　　那个时候，考大学这条路并不好走。我爷爷很年轻的时候就因肝癌去世了，奶奶为抚养家中三个孩子，白天在商店做营业员，晚上就着昏暗的灯光做缝纫补贴家用。家境艰难，甚至时常温饱不济。

　　父亲的两个妹妹，大姑姑去了崇明下乡，小姑姑还在中学念书。

　　他只能把大学梦深埋在心底。1978 年，即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又有两个同事分别考上了复旦和同济，离开了工厂。告别宴上，考进同济大学的同事告诉我父亲，现在，国家对于非应届考生有政策照顾，只要满5 年工龄就能够带薪读书。

　　到1978 年10 月，我父亲的工龄正好满5 年。“就这样，再也没有什么理由能阻止我去考大学了。”

　　下决心迎考时，天还很热，蝉鸣如涛，福州路的人浪却有甚于这滚滚热浪。“高考资料一到书店就会被一抢而空，考的人太多了。”为了买到《高考大纲》，他排了两个小时的队。

　　买到教材翻开以后，仿佛一桶凉水浇了下来。“考纲里列出的数学考试的范围要从四则运算一直到数列，我没读过高中，看数学就像是看天书一样。”

　　但是父亲不想放弃，拿到考纲之后他开始制订复习计划，那时候家里只有一套范文澜所著的《中国通史》，他就从这套《中国通史》开始看起。直到1979 年春节，书店里的高考资料开始多了起来，他才买到了正规的复习资料。

忠于自己

他开始投入全部身心复习迎考。晚上5 点，工厂下班，他直奔上海图书馆，一直学习到图书馆关门，回到家以后还要继续学习到第二天凌晨。

　　当时父亲一家住在太仓路。我从未见过那个仅6 平方米的亭子间，但它一直存在于家族的传说中：屋子里灯光昏黄，奶奶常常坐在缝纫机前做工，还在读书的小姑则把洗衣板翻过来当成桌面，趴在床上做作业。没有写字台，父亲就把一高一矮两个五斗橱拼在一起，把书放在高的橱上，自己爬到低的橱上，就这样站着看一晚上。

　　这样的复习他坚持了5 个月，到了1979 年3 月，国家取消了“满5 年工龄可以带薪读书”的政策，改为颁发“职工助学金”。学费没了着落，大学梦再次遥远起来，那时他已经被提拔到机关里“坐办公室”，在那个年代是很多人都羡慕的工作。于是，他打算放弃高考。

　　复习停掉了。之后的两个多星期，突然空出了大把时间，他怅然若失。父亲想到自己已经努力了5个月却要放弃，总有点不甘心，后来再一想，即使被录取，读不读的决定权还在自己手里。

　　适逢3 月，春暖花开，昼长夜短。他去买了一张公园的月票，每天清晨5 点到7 点去公园晨读。

　　高考如期而至，1979 年7 月，父亲向单位请了一星期的假，搬去他的小学同学家中复习备考。

　　高考3 天，酷暑难当，我父亲几乎没有合过眼。头两天，他顺利地考完了语文、数学、历史和地理，第二天晚上全身心地投入到政治考试的复习中。那时，他的小学同学在菜市场上班，天不亮就要去卖菜。

　　7 月9 日凌晨4 点半，同学从床上爬起来，看到父亲仍然在写字台前挑灯夜战，惊讶地问了一句：“咦，你又一个晚上没睡觉吗？”

　　我父亲头也没抬地“嗯”了一声，同学也不再打扰他，起床后出门工作去了。清晨5 点左右，天色还早，我父亲扭头看到同学的床空着，便打算上床休息一会儿。

被幸运眷顾的人

不知过了多久，父亲猛然从床上惊起，手表上显示的时间是7 点30 分，离开考只有半个小时了。前两天他都是乘96 路公交车去考试，周末早晨7 点半车少人多，公交车还经常脱班，从住处到考场总要45分钟左右。那个时候没有自行车，更没有出租车。而高考考场规则中规定：迟到10 分钟者取消考试资格……

　　他的大脑里嗡声一片，一瞬间不知有多少想法掠过，最后只剩下一个信念：跑跑跑……

　　他背上书包，狂奔下楼，准备穿过陕西路沿着肇嘉浜路一路长跑去考场。“那一路简直是和时间赛跑，和命运赛跑，如果迟到了，那我的一生就不一样了。”

　　跑过一段路他才觉得有些异样，原来熙熙攘攘的大街上那天却空空荡荡，他才想起这天是周一。快跑到文化广场时，他听见身后有喇叭声，他一回头，看到一辆96路慢慢地向他开来。

　　“因为那天是周一，公交车放得多，开过来的是一辆脱班的96路车。那天人很少，路况特别顺，7 点55 分就到了考场。现在想想简直太惊险了，如果不是周一，如果不是车子脱班，如果我多睡了5 分钟，那就是长跑也没法按时到考场啊。”

　　跳下车后，父亲看了看手表，离政治考试还有5 分钟，大部分同学已经进了考场。刚才的一番波折让他“太狼狈了”，于是他没有急着进考场，而在学校门口稍事休息，顺便看了眼黑板报。

　　3 分钟后，考试的铃声响了起来，父亲走进了考场。

　　谁知拿到政治考卷打开一看，刚才在黑板报上看到的那篇文章正好是考试的最后一道大题。父亲当时感到目瞪口呆，然后便欣喜若狂。“如果我自己去答的话，可能只能拿一半的分数。我把刚才看到的那篇文章的内容写了进去，这道题目就答得非常完满了。”就这样，政治考试顺利地结束了。

　　在1979 年的高考中，他的政治考了84 分，总分347 分，高于复旦大学录取分数线41 分。我父亲走进了复旦大学，成为1979 级复旦大学中文系58 个学生中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