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 岛

　　

　　一

　　从20世纪50年代末起，粮食日渐紧张。我正发育的身体被大饥荒唤醒，惶惶不可终日。人们都在谈吃，谈的是存活之道。

　　官园有个露天农贸市场，其实就是黑市。那里物价贵得吓人：一棵白菜五块，一条鱼二十，一只母鸡三十多，却成了周末全家出游的去处。父亲偶尔买只减价的瘟鸡，回家磨刀霍霍，被追杀的瘟鸡满屋狂飞，一地鸡毛。瘟鸡终于进了锅，炖汤红烧，最后连鸡肋都被啃得玲珑剔透。

　　某个冬日下午，父亲带我和弟弟来到官园农贸市场，沿一排排摊位转悠。只见几只小灰兔蜷在一起取暖，嘴唇翕动，红眼闪亮，让人爱不释手。我俩向父亲苦苦哀求。他踌躇着，跟握烟袋的小贩对着抽烟，讨价还价，最后花二十块买下一公一母。

　　到了家，两只兔子被从书包里放出来，东闻闻西嗅嗅。我们跟着连蹦带跳，比兔子还欢。

　　父亲找来一个旧木箱和几块破木板，吱吱嘎嘎拉锯，叮叮当当敲打，终于把旧木箱改成现代化的兔舍：斜屋顶，木板从中隔成两层，有木梯勾连，铁丝网罩住木箱裸面，右下角开一小门，带挂钩。兔子在楼下玩耍就餐如厕，楼上安寝。兔舍就安置在阳台上。

　　兔子胃口极大，好像永远也吃不够，无论什么，都一律转化成黑豆般的粪便。我和弟弟只好背着口袋出门，先在大院里，继而向外延伸，从后海沿岸到紫竹院公园。在田野实践中，我们意外发现除了杂草，多数野菜人类均可食用，有的甚至是美味。看来人和兔子差不多，处在同一生存的起跑线上。

　　一天下午，我和楼下的庞邦殿——比我小一两岁的男孩儿，为了改变我家兔子和他家母鸡的生存状况，决定大干一场。我们用铁丝做成钩耙，从1号楼的垃圾箱动手，一直搜到8号楼的垃圾箱。太阳紧追着我们的屁股，越过头顶，再翻到大楼后面。从八个垃圾箱中，我们总共捡到一百四十六个白菜头，战果辉煌。所谓白菜头，是北京人吃大白菜必先切除的根部，我们打算用来喂兔子。

　　在8号楼门口的昏暗灯光下，我们平分着白菜头，每人共得七十三个，装满两个水泥袋，无比兴奋，面如母鸡般通红，步如兔子般敏捷。

　　晚上九点我回到家，直奔厨房，把白菜头浸泡在水池里，一边刷洗一边跟父母讲述经过。他们却用异样的眼神看着我。他们认为，在地球的食物链中还是有高低之分。不由分说，他们接替我的工作，把洗净的白菜头放进锅里，用清水煮烂，再对半切开，蘸着酱油，啃咬较嫩的中心部分，咂巴咂巴，大赞美味。我早就饿坏了，于是也加入这白菜头大餐。阳台上兔笼咚咚作响。

　　二

　　饥饿感正在啃噬我们的生活。浮肿变得越来越普遍。大家见面时的问候语从“吃了没有”转为“浮肿了没有”，然后撩开裤腿，用手指测试各自的浮肿程度。母亲的小腿肚可按进一枚硬币，不掉下来，被评为三级，那是最厉害的浮肿。

　　母兔怀孕了。生殖对我来说还是个谜。它日渐笨拙，除了进餐，基本都卧在楼上，从身上揪下一撮撮兔毛筑窝。

　　一天傍晚，我发现兔笼有异动，用手电筒一照，五只兔崽正围着母兔拱动。它们双眼紧闭，浑身无毛，像无尾小耗子。我和弟弟妹妹打开小门，把兔崽一只只抱出来，放在手中轻轻抚摸。没想到这下可闯了祸，再把它们放回兔笼，母兔竟然追咬驱赶它们。后来才知道，母兔是通过气味辨认孩子的，一旦身有异味，便六亲不认。

　　采取应急措施：把小兔崽抱进室内，放在垫好棉花的鞋盒里，用吸管喂养。除了米汤，还找出少许奶粉，那可是稀有金贵之物。兔崽们闭着眼，贪婪吮吸着米汤和牛奶，让我们如释重负。

　　一夜没睡踏实。第二天早上，打开鞋盒，五只兔崽全都死了，它们浑身僵硬，四肢蜷起。我们为自己的过错而哭。母兔却若无其事，吃喝不误。谁能懂得兔子的感情生活呢？

　　它们胃口越来越大，而附近草地越来越少。我和弟弟越走越远，出了城门，深入田野，经常被乡下孩子驱赶。为了兔子，我们正耗尽口粮转化而成的有限能量。在同一生存的起跑线上，我们和兔子不是比谁跑得快，而是比谁跑得远。

　　在此关键时刻，表姐来家做客。她是北师大物理系二年级学生，家在广州，住校。听完父母抱怨，她建议把兔子寄养在她那儿——在她们宿舍楼前有大片草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楼下有一楼梯间，平时关上，课间休息时正好放牧。

　　那是兔子的天堂。

　　我和弟弟正学游泳，先到北师大游泳池瞎扑腾，然后头顶半湿的游泳裤去看望兔子。它们欢蹦乱跳，咬咬凉鞋以示亲热。放牧兔子估摸和放牧羊群差不多，由于大自然循环有序，让人心旷神怡。它们有时潜行如风，溜进繁茂的野草深处；有时警觉而立，收拢前腿，观望四周的动静。

　　可好景不长，有人告状，校方出面干涉，宣称在宿舍养动物影响公共环境。享有三四个月的温饱与自由，兔子又搬回到家里的兔笼中。

　　三

　　谣传与饥荒一样无所不在。同学们围着教室火炉一边烤窝头，一边大谈国际局势。而我开始为我家兔子担心，记得电影里俄国人戴的都是兔皮帽子。我似乎看到一火车兔子穿越西伯利亚的悲壮情景。

　　母兔肚子又大了。我们在兔笼二楼铺上干草和旧棉絮，耐心等待着那一时刻。小兔崽终于生下来了，一共六只，这回自然不敢再碰，我们全力以赴为母兔找食。可正值春天，青草野菜刚破土而出。趁父母没注意，把最后几棵冬储白菜表层发蔫的菜叶掰下来剁碎，再掺上点儿我们自己喝的藕粉。

　　

　　对八口之家来说，这兔笼太小了。我和弟弟找来砖头，把阳台的铁栏杆底部圈起来，让它们有更大的活动空间。兔崽们蜷缩在母腹周围吃奶，公兔巡视，幸好北京城里很少有鹰。

　　翌日晨，我们大惊失色：竟然少了三只兔崽！这才发现，在“砖墙”上出现一道缝隙。冲下楼去，在龚家小菜园找到尸体。懊丧之余，我们加固了“砖墙”。可第二天早上又少了一只，落在龚家窗台上的花盆里。我们快疯了：这盲目的自杀行为不可理喻，它们还没睁眼看看这个世界呢。只好把它们全都关进兔笼。

　　春去秋来，幸存的兔崽长大了，要养活这四口之家更难了。搂草喂兔子，跑断了腿——我和弟弟走遍四九城，走遍城郊野地，一暑假都在为兔子的生存而斗争。这是最后的斗争。冬天就要到了，怎么办？就是把冬储白菜全都喂兔子恐怕也不够。再说，逼债的俄国人正等着戴兔皮帽子呢。

　　父亲——我家最高行政长官做出决定：杀兔果腹，以解后顾之忧。我估摸从买兔子那一刻他就盘算好了——从野兔到家兔，正是我们祖先狩猎剩余的保存方式。

　　我和弟弟激烈反对，哭喊着，甚至宣布绝食抗议。但人微言轻，专制正如食物链的排列顺序，是不可逆转的。

　　那是个星期天。我和弟弟一早出门，各奔东西，临走前没去阳台与兔子诀别。我顺后海河沿，上银锭桥，穿烟袋斜街，经钟鼓楼，迷失在纵横如织的胡同网中。其实兔子眺望时站立的姿势很像人。我恍惚了，满街似乎都是站立的兔子。

　　天色暗下来，我和弟弟前后脚回家。一切都静悄悄的，看来大屠杀早已结束。母亲悄悄提醒我们说，饭菜在锅里，她并没提到兔子，这是不言而喻的。尽管饥肠辘辘，我们坚决不进厨房。

　　我爬上床，用被子蒙住头，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