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天羽 译
那是在1987 年的沙特阿拉伯，我当时年轻无畏，牛津约翰·拉德克利夫医院刚刚任命我做心脏外科主任医师。我跑到沙漠里去是为什么？因为这里可以接触任何你能想到的先天性心脏病。
罕见病例
一天早晨，一位小儿心内科医生来手术室找我，他来自梅奥诊所，美国明尼苏达州一座世界闻名的医学中心。他的开场白是：“我有个有趣的病例，你想看看吗？”紧接着又说，“可惜呀，你恐怕也做不了什么。”还没等看过病例，我就决心证明他想错了，因为对外科医生来说，罕见的病例永远是挑战。这是一个幼童，他的心脏扩大，而且长到了胸腔错误的一边。这是一种罕见的异常，称为“右位心”——正常心脏都位于胸腔左侧，他的却相反。另外，肺部有积液。不过，单单右位心并不会造成心力衰竭，他肯定还有别的毛病。病人的左心室里，主动脉瓣的下方有一个巨大的团块，位置十分凶险，几乎截断通向全身的血流。我看出这是一个肿瘤。
男孩和他年轻的母亲是红十字会在阿曼和也门的交界处发现的。炙热的沙漠中，母子俩瘦骨嶙峋，浑身脱水，已经快不行了。看样子是母亲背着儿子穿越了也门的沙漠和群山，疯狂地寻求医学救助。红十字会用直升机将他们送到阿曼首都马斯喀特的一家军队医院。在那里，他们发现她仍在设法为孩子哺乳。她的奶水已经干了，她也没有别的东西喂养儿子。男孩通过静脉输液补充水分后，开始呼吸困难，诊断结果是心力衰竭。他母亲也因为盆腔感染而严重腹痛、高烧。
也门的法律不完善。她在那里受过强暴、虐待和残害。而且她是黑人，不是阿拉伯人。红十字会怀疑她是在索马里遭人绑架，然后被带到亚丁湾对岸卖作奴隶。但是由于一个不寻常的原因，他们也没法确定她的经历：这个女人从不说话，一个字也不说。
我知道梅奥诊所有优秀的小儿心脏外科医生，于是试探性地问这位同事会怎么做。“应该会做手术吧。”他说，“已经谈不上什么手术风险了，不做的话只会越来越严重。”我料到他会这么说，我至少要弄清楚这是什么类型的肿瘤。
圣母之美
我去了儿科加护病房，男孩还插着鼻饲管，他很不喜欢。他母亲就在儿子小床边的一个垫子上盘腿坐着，她日夜守护在儿子身边，始终不离。看到我们走近，她站了起来。她的样子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她美得令我震惊。她有一头乌黑的长直发，消瘦的手臂环抱在胸前。她来自索马里，是一名基督徒。
她手指纤长，握紧包裹儿子的襁褓。这块珍贵的破布卷替男孩遮挡炽热的阳光，在沙漠的寒夜里给他保暖。一根脐带似的输液管从襁褓中伸出，连到输液架和一只吊瓶上，吊瓶里盛着乳白色的溶液。
我试着用阿拉伯语和她沟通：“早上好，你叫什么名字？”她没说话，只是望着地板。我继续问道：“你是哪里人？”她还是不作声。我走投无路，终于问道：“你会说英语吗？我从英国来。”
这时她抬起头来，大睁着眼睛，我知道她听懂了。她张开嘴唇，但还是说不出话。原来她是个哑巴。这位母亲似乎很感谢我的努力，她的肩膀放松了下来。
我要求检查一下男孩。检查完，母亲爱惜地将亚麻布盖回他脸上。她在这世上已经一无所有，除了这个男孩和几片破布、几枚戒指。我心中不由得生出对母子俩的一股怜悯。我的身份是外科医生，但此时的我被吸入绝望的旋涡。
我们找来一个索马里口译，我努力解释手术的复杂，她却好像没听见似的。良久，她终于从我手中接过钢笔，在同意书上写了几下。
我告诉她手术会在周日进行。
世界末日
手术那天清晨，母亲和男孩早晨七点到了手术楼。母亲一夜没睡，始终把孩子抱在怀里。她还想跟到手术室去陪他，最后被护士拖了出去。原始的情绪终于从她面具般缺乏表情的脸上喷薄而出——这比她遭受的任何肉体之痛都更难忍受。手术进行得还算顺利。
她已经在这里等了五个小时。她见到我，一下跳了起来，脸上现出恐慌的表情。我给她一个微笑就已足够：你的儿子还活着。她抓住我的手，控制不住地摇晃着。
到六点钟，有医生打来电话：“抱歉用坏消息叫醒你，男孩在三点刚过的时候死了。”
整个抢救过程中，他母亲还是守在孩子的小床边上。得知孩子死亡时，她情绪狂乱，失去理智。
这就是心脏外科手术，对我是办公室里的又一天，对她却是世界末日。
早晨，我带着绝望的心情去食堂，噩耗突然传来：两具没有生命的躯体，躺在塔楼底部的一堆破布中间。她抱着孩子，然后纵身跃入虚无，到天堂里追赶儿子去了。
经我手术的病人，尸检我都会参加。我自己动手拆掉缝合线，打开孩子胸部的切口。我之前猜想他的起搏电线脱落了。虽然他母亲在他死后把电线都拔了，但线索还是有的：一个血块从右心房边上“扑哧”一声掉了出来。从其他任何一个方面来看，这台手术都是成功的：肿瘤几乎完全摘除，梗阻也缓解了。
我的目光被那位母亲乌黑而破碎的身体吸引：她的左耳上方有一处愈合的颅骨骨折伤口，硬脑膜和下面的大脑都受到破坏，其中就包括大脑皮层上负责说话的布洛卡区。这都是她在索马里遭遇绑架时留下的伤口，她能活下来真是幸运。这伤口是她始终不曾说话的原因。
我再也不想看到她破裂的肝脏和折断的脊椎。她死于内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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