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习惯了合餐的中国人来说，分餐无异于生活方式的一场革命。
仓促上阵的分餐
我家的分餐制，始于20世纪80年代。那时女儿年幼，常常被感冒、肺炎纠缠，隔三岔五就得去医院，几乎每次去都得静脉注射。
孩子为什么爱生病？我和先生分析认为，祸根也许在我俩这里。我们一个是云游四方的记者，一个是与人与稿件打交道的编辑，难免将病毒带回家。
于是我们商量后决定实行分餐制。采取什么样的分餐形式呢，如果一人一盘饭菜，剩菜剩饭不好处理，倒掉又可惜。最后取了最简便的方法，即三人各备专用碗筷，每一盘菜上都放一双公筷或公勺。为避免洗碗时交叉感染，各人的碗筷都单独在水龙头下冲洗，并各归其位。后来又买了消毒柜，每天对碗筷进行消毒处理。
刚开始分餐时，着实很别扭，不是动不动拿错了筷子，就是公私筷混战，打得不亦乐乎。一餐饭下来，神经紧张，食不知味。
实行了几天后，有心打退堂鼓，却被先生驳回。
硬着头皮坚持了一月有余，竟也渐渐习惯了。
一日，有朋友来家里做客。在厨房做饭时我心里就一直为用不用公筷纠结。饭菜做好后，我悄悄将先生拉到一边说：“今天就不用公筷吧，怕别人不习惯。”
谁知他说：“有人来了就不分餐，那分餐还有什么意义！”
于是我只好将公筷摆上桌，红着脸向朋友解释说，我家一直实行分餐。
朋友虽然点头说“好，好，这样卫生”，那脸色分明在变。
看朋友在餐桌上手忙脚乱，我心里充满了歉意。我说：“不是你来了用公筷，平时只有我俩吃饭时也用公筷。”
朋友笑了笑没说什么，回去后却对人说，这两口子太矫情。
尴尬沉闷的一餐
我曾在鄂东南一个小山村下乡插队，一待就是三年，老乡们对我很关照。一次，我误食毒蘑菇，毒性发作昏倒，他们将我抬上木板车，一路奔跑将我送到六七里地外的乡卫生院。若无他们及时相救，也许我就死在那间独居的小屋里了。我对老乡们一直心怀感激和感恩。90年代的时候，村里一些手艺人开始进城打工，得知一位老乡在离我家不远的建筑工地干活，我去工地找他，邀请他来家里吃饭。
这次为吃饭时放不放公筷，我和先生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我说如果放公筷，别人会有想法，会认为是歧视他、不尊重他。在农村，人们聚在一起吃饭就喜欢热闹，大家的筷子在一个碗里拨来拨去才是亲热，酒杯不分彼此拿起来就喝才是兄弟。
如果我将一双公筷放到他面前，他会怎么想？无论如何我都不能这么做。
先生让步了，却在自己的饭碗上放了一双公筷，一直固执地用公筷去夹菜。我看在眼里浑身不自在，他手里的那双公筷无疑是一把伤人自尊心的利刃。我只好不停地给老乡夹菜，尽量不让他有自己动筷的机会。那顿饭吃得既尴尬又沉闷。
其实，精明的老乡把一切都看在眼里。不久有人告诉我，老乡回去后跟村里人说：“他们嫌我这个农村人脏，吃饭还摆个公筷，这不是打我的脸吗！要知道他们嫌弃，我肯定不去吃这顿饭。”
我生先生的气，气他不给我一点面子，气他让我背上忘恩负义的恶名。从那天开始，我赌气不用公筷。过了几天，他也赌气不用公筷。
实行了几年的分餐制就这样夭折了。
尽量坚持用公筷
第二年初冬，感冒流行。全家一起吃药，一起去医院打针。两个大人渐渐好了，女儿的感冒却日日加重，最后肺部感染住进了医院。医生说要打青霉素，皮试后有点红肿。护士说可以打，没想到还没打到一半女儿突然脸色苍白、大汗淋漓，几近休克。我吓得大声呼叫医生，医生赶来后说是青霉素过敏，护士赶紧拔掉针头，马上给她静脉里推注了一种抗过敏的药，这才渐渐缓过来。这次事故让我们痛定思痛，决定重新实行分餐制，并表示，以后不管别人怎么议论怎么讥讽怎么指责都决不放弃。
从那以后，有人来家里做客，都由女儿去放公筷，她会奶声奶气地告诉客人：“这是叔叔的公筷，这是阿姨的公筷，这是——”避免了大人之间的尴尬。
习惯了家里的分餐制，便难以接受外面的筷子大合唱。我经常出差在外，与认识的或不认识的人在一起吃饭，有时，热情的接待方不但摆上一盘盘美食，还会不停地用他的筷子为我夹菜，也许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表达待客的热情。
朋友们也常有聚会，热热闹闹中，我总不能说，咱们用公筷、实行分餐制吧，这不但会扫了大家的兴，还会认为我是矫情。
在大多不放公筷的餐桌上，我能自欺欺人地睁只眼闭只眼，可是我先生却难以适应。
对于他来说，最苦的是出差。偶尔外出几天，回来后就叫苦不迭，直嚷肚子没吃饱，他说每道菜端上来他只夹一筷子。
经历了一次次分分合合，如今，我们家的分餐制已坚持了30余年。现今，一场让数万人染病、数千人失去生命的疫灾，终于让人们认识到千百年沿袭下来的饮食习惯的危害，认识到曾被视为“另类”、讥为“矫情”的分餐，也许才是最安全最文明的。
但愿经历过这场大疫后，分餐制能普及到中国的每一个家庭、每一张餐桌。
【讨论区】 中国人的亲情与人情，好像只有在餐桌上才能淋漓尽致地体现。你觉得公筷矫情吗？你认为分餐制伤感情吗？一起聊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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