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和老万

　　

两位老医生的故事

《英国医学》杂志的前总编说，患癌而死是最好的死亡，因为这样的死亡会有一个过程，患者可以有计划地安排好余生，实现未竟的愿望，不像因心脑血管意外而死的患者，一切都来不及安排与进行。

　　我的导师吴葆桢大夫是著名的妇科肿瘤专家，是我们的偶像。有一天他突然嗓子哑了，胸片显示他的肺部有个很大的肿瘤。最好的医生给吴大夫做了手术，之后他基本上就不出病房门了，一方面是因为很痛苦，另一方面他觉得病容影响了自己的形象。

　　作为他的学生，我经常去陪他，目睹了一个精彩生命的逐渐凋落。最终，病魔吞噬了曾经鲜活的生命。

　　宋鸿钊院士是脑出血去世的，发病后就再也没有醒来，没有来得及做任何交代，开颅手术也没能挽回他的生命。

　　不知道两位老先生在另一个世界一起下棋的时候，会不会讨论起哪种告别才是更好的。

　　我很困惑。

一个女孩的故事

几个月前，一个女孩坐着轮椅进了我的国际门诊诊室。

　　女孩生下来就是脑瘫，还有严重的糖尿病，父母艰难地将她养大，他们的言谈举止处处透露着生活的艰辛。女孩不久前开始肚子痛，后来发现有个盆腔大包块，伴有腹水，考虑为肿瘤。几经碰壁后，父母带着女孩来到了协和。

　　我建议他们等一下普通病房的床位，因为国际病房是单间，太贵了，但是女孩的妈妈不愿等待，执意要住国际部。

　　手术很困难，快速病理提示是卵巢癌，术后回到了ICU。从ICU出来后，我把女孩安排进了普通病房。我告诉女孩，现在可不能胡乱喊叫了，普通病房不是国际病房，会影响到其他病人。女孩说，我还是想住单间。我说，那里太贵了，你别把你父母的钱都花光了。女孩龇牙笑道，花光就花光呗。

　　后来女孩去世了，我特别想安慰她的父母，没想到女孩的妈妈笑了一下说，你不用安慰我，我们尽力了，这个结果我们能够接受。

　　这个过程，大家都很努力，但他们对结果真的满意吗？

　　我很困惑。

　　

我父亲的故事

前些时候，中国台湾节目主持人傅达仁在儿子身边喝下药水，完成了安乐死。我转发这段视频时想起了我的父亲，他是一名儿科医生，他在八十多岁的时候发现得了壶腹癌，身体情况无法承受手术、放疗、化疗。

　　我和爸爸开诚布公地讨论了病情与治疗，决定不采取激烈的治疗措施，也不做有创的抢救。

　　一年多以后，爸爸过世了。

　　爸爸说过，他希望把遗体捐出去，为医学做最后的贡献。我以为爸爸是怕买墓地、扫墓这些事麻烦儿女，就说，我们不嫌麻烦，你选墓地选海葬我们都尊重你，不一定要捐献遗体。可是爸爸再三要求，最终还是做了遗体捐献。

　　前些时候，我去青岛的红十字奉献林看老爸，看着墓碑上他老人家的名字，我不由得想到，当时是不是应当积极治疗一下，万一出现奇迹呢？是不是老爸捐遗体还是有怕给我们添麻烦的因素呢？

　　我很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