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燕

　　

　　一

　　五岁生日那天，姥姥要带我去买一条裙子，玫红色的。她说，我穿玫红色的衣服最好看。

　　这颜色太让人好奇了。有一次，我问姥姥什么是红色，她正好在切西红柿，便说西红柿是红色的。我记住了。有次听小姨说要穿红色衣服，我就嚷着说：“小姨穿着西红柿上学去啦。”气得小姨骂我是臭猫。

　　可玫红色到底是个什么呢？——难道姥姥真的忘了，我是个瞎子呀。还在三个月大时，我就被查出先天性白内障。

　　我期待着新裙子，姥姥却说：“咪咪，你先去地安门商场门口等我，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办。”

　　我有些失落，心想姥姥怎么啦，连带我去商场的时间都没有。可我只能听话，硬着头皮自己去。

　　从三岁起，姥姥就试着开发我耳朵、鼻子和手的功能，教我听反射音判断前方的物体。因为看不见障碍物，我经常摔倒，练了两年，走在路上才能不被撞到。即便如此，我也还没有独自出门过马路的经验。

　　那天阳光很大，我走出四合院，自行车链条飞速转动的声音从我面前擦过去，几乎贴着我的脸。我背心冒汗，站在院子门口久久不敢挪步。或许是小女孩的爱美之心在作祟，对新衣服的渴望还是把我带到了马路上。

　　姥姥带我坐过很多次公交车，我记得去公交站点的路。许多脚步声从身旁掠过，挨近马路时，我能闻到灰尘和汽油的味道。马路上车来车往，人声嘈杂，不同方位的声音层层交错，耳不暇接。

　　走到站点，我努力听着，忽然而至的一声车喇叭吓了我一跳。公交车来了，刹车时车胎摩擦的声音拖到跟前，人群躁动起来，地面也有些振动。我急忙贴紧身边的人上了车，买了张五分钱的车票，还拜托售票员阿姨到站时做下提醒。我摸到一个空座位坐下，盯着视线中模糊的亮光。

　　到地安门要坐四站，我数着每一次停车，生怕坐过了。到站后，我摸到门口下车，重新被裹挟在车水马龙的声音里。我还要过一条宽阔的马路才能到商场，其实就是双车道的普通街道，但那一刻是那么漫长。

　　姥姥曾嘱咐我过马路的技巧。我找准要跟的人，仔细听她的脚步。她起步时我轻轻握住她的衣角，跟着她朝前走。估计快到马路中间时，我换到了人群另一侧，生怕被落在了马路中央。

　　到了地安门商场门口，我刚刚站稳，就听见熟悉的脚步声，姥姥来了。我鼻子一酸，差点哭出声来。

　　那天起，姥姥再也没牵过我的手。她总说自己有很多事情要做，不能陪我。不仅如此，我还常常替她跑腿到胡同对面的小卖部买东西。想着别人家的小孩都是被大人牵着、抱着，我内心交织着怨恨和酸楚。

　　二

　　到了上学的年龄，普通学校不收我，姥姥就开始自己在家教我，握着我的手学写字。我的模仿能力很强，很快就能学会。

　　我决定画姥姥给我养的小黄猫。猫是毛茸茸的，还喜欢叫，有时候我还会听见它打喷嚏和吹鼻涕的声音。我拿着蜡笔在纸上画啊画，画我心中的那只小黄猫。画完去问别人像不像，他们常常反问我：“这像什么？”我说：“像猫呀。”后来，大家都知道我在画猫，都会说“简直太像猫了”。

　　这种善意的谎言给了一个盲孩子难以估量的信心。十四岁那年，我画的猫画被送到日本，获得了两地残疾儿童绘画二等奖。

　　后来，我在广播里听说北京有盲人学校，地址在定慧寺，离家很远。我让姥姥带我去报名，她却说，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我只好赌气自己去找，看不见车牌，经常坐错车、坐过站。第三天下午找到了，但盲校已经开学一个多月，让我明年再来。

　　姥姥又出主意，让我找中国残联。有了找盲校的经验，我一天就找到了。连着去了四天，传达室的叔叔帮我介绍了邓朴方主席的秘书杨阿姨。她听了我的故事很感动，当着我的面给盲校写了一封信，推荐我上学。

　　第二年我如愿上了盲校。我在学校找到了认同，后来还成了中国第一个女盲人钢琴调律师，之后一直在努力推广盲人调律这件事，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我在事业上花的时间越来越多，陪姥姥的时间却少得可怜。

　　三

　　2002年初，姥姥被医院查出肺癌晚期，我感到天都要塌了。虽然我知道姥姥总有一天会离开我，但没想到这么快。我每天在医院陪她，她也知道和我在一起的时日不多，拉着我的手说个不停。

　　她说，从把我抱回家的那天起，她就挖空心思找适合我的本领，想把我培养成一个独立自强的人。求医无望后，她想办法找了两个盲人做朋友，了解他们靠什么生活，然后反过来用这些方法教我。

　　“咪咪，你五岁的时候，我就让你自己去买东西、坐公交、过马路、去公园门口等我，我当时是想锻炼你一个人独自出门的能力，其实我不放心，一直在你身后跟着……我跟了你十八年，当你可以找到每一个钢琴客户家里，去给人家调钢琴的时候，我就放心了。”

　　病床边，我还没听完眼泪就涌了出来，往事像幻灯片在脑海里播放。其实我明白，每当我迷失方向的时候，摔倒的时候，找不到回家的路的时候，在路上大哭的时候，姥姥为什么总会及时出现。

　　她一直都跟在我的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