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的元旦，我买了两张票，请哈文看演出，她还真来了。站在一片核桃林旁边，我说：“哈文，我是个很认真的人，你别老羁押着我。我就看你挺好的，就愿意你当我女朋友。凭我这条件，你吃亏吗？要么你现在就宣判我死刑，我就再没这念想了，天涯何处无芳草；要么你就……”

　　本来我是打好腹稿的，说着说着就即兴发挥了，最后一弯腰，从地上拔起一朵野花，“你要是同意，就把这花接过去，不同意就别动。说吧，就这么点事儿，简单！”

　　闷了好一阵儿，她都没说话。最后，她一伸手，把花拿走了。

　　一朵野花，就这么改变了李咏的一生。

　　1989年春节，我这个丑女婿上门去啦。哈文提前透了口风给我，她爸是个大孝子，搞定她爸，首先要搞定奶奶，奶奶高兴，全家高兴。

　　坐火车到宁夏已是傍晚，第一件事就是拎着礼物去三伯家看奶奶。奶奶长，奶奶短，嘴儿是要多甜有多甜。奶奶喜欢得不行，拉着我的手不放。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到中央电视台，唯一的一个播音员名额啊，本来是一件大喜事。谁承想，我在顺义刚接受完十天保密培训，还没摸清楚央视大楼里面什么样，就直接被发派到西藏电视台播《西藏新闻》去了，一去就是一年。

　　对于一个在热恋中同时又满怀抱负的年轻人来说，这是多么沉重的一个打击啊。

　　那年我23岁，一个人在西藏，开始读尼采。又开始每天一封信，倾诉思念，倾诉孤独。

　　终于等到快要回来的日子了。而此时，近乡情怯。积蓄已久的思念、爱恋、渴望竟然全部化作了不安和不自信：一年没见，这姑娘不会早被别人骗走了吧？

　　

　　我订好了回程的机票，却特意地没有告诉她时间。飞机在首都机场落地，我便开始一路马不停蹄。先回台里报到，报完到，我赶紧去“四联”理发，又变回原来的小分头。然后回去洗澡、刮胡子，换上新衣服、新袜子，连脚趾甲都剪得干干净净。

　　穿戴一新，坐地铁到西单，在华威商场买了一枚蓝宝石戒指，花了我九个月的工资。又在一家花店买了99朵玫瑰，仔仔细细包好，庄严地捧在怀里。

　　接着，我赶到长途汽车站坐小巴直奔天津。为什么不坐火车？火车倒是便宜，太慢，我等不及啊。

　　车到天津，已是暮色四合。我捧着99朵玫瑰站在路边发傻。上次来是白天，有人接送，现在这黑灯瞎火的，哪儿是哪儿啊？没办法，只好又打了一辆出租车，把我送到了天津电视台。

　　逡巡片刻，我来到哈文的宿舍门前，沉住气听了听，屋里没有声音。我举起手，“当当当”，在门上轻轻敲了三下。没人理我。“当当当”，又敲三下。“谁呀？”哈文的声音，有点儿不耐烦。

　　我直到今天还依然记得，那一刻，我心中忐忑。我怕啊，生怕她对着门外，喊出另一个男人的名字。不，别说名字，就算她兀自在屋里嗔怪地说上一句“真讨厌”，老子就能一脚把门踹开！我还是不吭声，屏着一口气。“当当当。”紧接着就听见“咚咚咚咚”一溜儿小跑。“吱扭”一声，门开了。

　　她还是短发，比过去胖了点儿，脸上起了几个青春痘。我皮肤黝黑，两腮凹陷，衬得一双小眼儿炯炯有神。一年里瘦了4斤，倒是不多，但全瘦脸上了。

　　“我回来了。”相视半晌，我说。流泪的不是我，而是她。她的泪水把我的心都化了。这99朵玫瑰，此时可真多余啊。想拥抱她，都腾不出手。

　　很快，我们便迫不及待地结婚了，结婚的意思就是我们再也不想分开了。

　　西藏一年，我们的感情真被折磨苦了，心被揪得疼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如胶似漆地腻了十年。

　　到了第十个年头上，哈文主动提醒我，两个人过日子有些无聊，家里有些太清净，我是老李家的独子，总该有个后代云云。

　　然后就有了我们的女儿。

　　结婚17年，我对哈文是越来越怕。凡事她不允许而我做了，比如喝酒，就得央求所有目击证人替我保密、替我保密、替我保密。我怕她，只要她一瞪眼，一生气，我顿时就像老鼠见了猫，把自己缩到最小，或者干脆消失。我怕她，一百次争吵，一百次是我认错。我怕她，男人向自己心爱的女人认错是一种美德。我还给自己的美德想了个寓意深远的说法：成熟的稻子总弯腰，我弯腰，因为我成熟；我怕她，是因为我爱她。

　　我问朋友：“你把自己的老婆比作什么花？”怎么说的都有。“玫瑰。”“红玫瑰。”“百合。”“麝香百合。”

　　我慢悠悠地说出我的答案：“我的老婆，我把她比作塑料花。”闻者皆惊。

　　“塑料花很普通，但永不凋谢，摆哪儿是哪儿。”我解释道。

　　科学家深入分析人类荷尔蒙，得出一个令人失望的定律：所谓“爱情”，保鲜期不超过36个月。或许不少人都亲自验证了这一说法。

　　但是对我来讲，爱情是无限期的，就像塑料花的花期一样永恒。

　　摘自《咏远有李》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豆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