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整个秋天,父亲都开着三轮车在田地和各家的院落间往返,好像村庄最鲜活的血液。
他一进村庄,留守的老人们便向一个地方聚集,他们一起给父亲倒在某个院落里的棒子剥皮,再编成一条长龙。父亲攀上颤悠悠的简易木梯,从人们手里接过这条“长龙”,把它围在一根倚着房子的长木杆上,好让风和阳光把玉米体内的湿气完全抽干。父亲终于搭好,回过头来,看着大家的目光,他一定想起三十年前,不知道这样攀爬了多少回梯子,才让一个叫作“电线”的长蛇攀上各家的房顶,垂钓着葫芦样子的灯泡。等他把电闸推上去,整个村庄被点亮,那一瞬间,人们都沸腾了。
现在,父亲已经不是电工了。几年前,电业系统调整,他这个三十年的“临时工”终于下岗了。得到这一消息的母亲很欣喜,一是五十岁的父亲再也不用爬电线杆,她再也不用跟着悬心了;二是我们家再也不用给别人搭电费了。
尽管塬上的村庄已经通了电话、修了马路,可私人煤矿一禁止,人们就像大迁移一样,先是三三两两,后来所有的劳力都转向了城市。有的人家整户都走了,连学校也变成了一座空房子。
二
父亲本来不想离开村庄,可眼看着村里娶媳妇的彩礼一涨再涨,为这件事,母亲已经愁白了头。父亲此行要去北京,在那里打工的表叔来电话说,有个地方要招两个保安,管吃管住,还给发衣服。邻村的李叔很有兴趣,父亲就和他一起加入了北漂的队伍。
父亲口袋里揣着电工证和高中毕业证,而他那双粗糙的手,足以证明他半生里出过的力气,不惧怕任何苦活、累活。
表叔托人给他们找起了工作。零钱花完了,父亲只好把内裤上的那个口袋拆开,他原本想着来了以后就能上班,管吃管住,这些钱一时半会儿是用不上的。可每次吃饭,李叔都没有掏钱的意思,父亲只好都结了。后来他才知道,李叔的钱早已花光了。
表叔终于带来消息,说面包厂需要门卫。他们赶紧去面试,对方让父亲去上班,没录取李叔。义气的父亲看到李叔一脸落寞的神情,当时就拒绝了:“他一个人都不敢上街,我上班了,他怎么办?”
表叔因此给中间人说了很多好话,甚至生父亲的气,不愿再管他的事了。
去工地是他们最后的选择。包工头一听他们没经验,年龄还偏大,直接拒绝了。后来,父亲和李叔搬出表叔的出租屋,在工地认识的山东朋友让他们临时住在了工棚,这里天南地北热情的声音让父亲的北京之行感到了快乐。
那几天,父亲和李叔在不同的工地上辗转,终于有包工头接受了他们。可父亲很快就听到工友们抱怨好久没发过工资了,可他们不想就这么回去,来北京一趟,除了花钱什么也没干。他们决定骑驴找马,为了吃住,一边干活,一边再找更合适的工作。
没过几天,父亲就在工地门口看到了焦急的表叔。当时,母亲躺在医院里,脑出血,昏迷不醒。父亲必须离开,他从在北京的漂泊和挣扎中,一下子解脱了,心里却涌上更痛苦的滋味。
三
父亲渐渐成了村子里最年轻的劳力。他似乎不只管他们屋子里的电,谁家的玉米收了,叫父亲开着三轮车去拉;谁家的炉子坏了,也叫父亲去修。来的都是些老人,父亲不忍心拒绝,敲打着自己酸痛的腰背,就跟着去了。我回家的那些天,发现一到节日,家里的电话就成了客服热线。不同城市的电话先后打来,有嘱咐老人吃药的,也有问候家人的,还有告知别的事情的……父亲在本子上一一记下。那个本子上的另一些页面,字迹歪歪扭扭,是半个身子瘫痪的母亲用左手一笔一画记下的。母亲说,那个时间,父亲正好不在家。
经历过北京的打工生活,父亲好像一个窥破秘密的人,他再也不把这些归来人身上的光鲜当成一种高度。他体会到他们的艰辛,尽自己的能力为他们做一些小事,为留守老人买药,帮他们把粮食种进地里,把地里的庄稼收回院子。为这事,母亲没少跟他吵嚷,就连我也不止一次说他,为什么不顾自己有滑膜炎的腿。
父亲每一次都答应我们不再去了,可是当村里的老人把新扯下来的玉米皮倒进我们家的牛槽,将一把自己种的蔬菜放在我们家的篮子里,在旁边静静等父亲的回答时,我们都说不出话了,只好看父亲又一次发动三轮车,载着老人摇摇晃晃地行驶在秋收的路上。
四
就在去年冬天,一场大雪把山里的公路给阻断了。大年三十,父亲把村子里的手电凑齐了,装进那个已经缝过好几次的电工包里,他拿着它们去迎接一群终于回家的人。清冷的夜里,背着大包小包的人看着父亲踩着积雪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出现在盘山道上。父亲说,那一刻,他听到了人们的欢呼,他们仿佛看到了最亲的人。
春节过后,人们同父亲一起,把村里的所有道路修通,然后就各自上路。父亲去送他们回来,手里抓着好几把钥匙。
村里好几户人把自己的家托付给父亲,希望他在夏天的时候看看有没有漏雨,时不时给他们的屋子透透风。
我总想象着,某一个冬天,我们村所在的那个塬沉入雪里。父亲轻轻用一把把钥匙将铁锁唤醒,推开不同的门,把每一户的灯光点亮,然后拿着手电筒,去往迎接归乡人的路上。我知道,他不仅得到了一把把象征信任的钥匙,还开启了一颗颗漂泊在他乡的心。
是他,点亮了村庄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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