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痴妄集

　　

　　离别的时候，藤野送给周树人君一张自己的相片，并且在背后题字。周树人君当时没有合适相片回赠，说日后照了寄过来，还说会时时通信告知先生自己的状况。

　　然而他这一走，相片没寄，信也不见一封。他自己对此的描述是：我离开仙台之后，就多年没有照过相，又因为状况也无聊，说起来无非使他失望，便连信也怕敢写了。经过的年月一多，话更无从说起，所以虽然有时想写信，却又难以下笔，这样的一直到现在，竟没有寄过一封信和一张照片。其实，那期间他归国觅职，照过相的，还很帅气，只是，他自己没有心情寄出来。

　　他所谓的“状况也无聊”，是指状况很不好。因为在那些年里，愤青周树人在黑暗中寻找光明，四处碰壁。

　　而且他家里情况也糟糕，先是被母亲骗回去逼婚，后来又莫名其妙地被诬了个“偷看弟媳洗澡”的罪名，为此，满腹经纶的亲弟弟周作人也跟他断义绝交。

　　鲁迅说“状况也无聊，说起来无非使他失望”，其实是他自己对自己的状况失望。他把藤野先生的照片挂在墙上（给他良心和勇气），承诺的照片却没有寄，信也没有写，就这样歉疚地记在心里。

　　1918年，37岁的周树人以“鲁迅”为笔名发表小说《狂人日记》，迈出了文豪的第一步。1926年，45岁的鲁迅先生发表散文《藤野先生》。

　　1931年，有朋友写信问他，藤野严九郎是否真名？鲁迅回信说是真名，然后说自己很想念藤野先生，曾经托日本的朋友打听先生的近况，却被告知十几年前仙台医专被合并入东北帝国大学，缩减教授编制，藤野先生“辞职”，如今下落不明。很是可惜。

　　1934年，日本出版商岩波书店的老板来上海拜访鲁迅先生，请求准许翻译鲁迅文集在日本出版。鲁迅说，文章你们来选就是了，只是有一篇《藤野先生》一定要包含在内，我希望借这个机会，找到藤野先生。1935年文集在日本出版，鲁迅多次向人打听是否有藤野先生的消息，但是都一无所获。

　　1936年10月，55岁的鲁迅先生在上海病逝，死前床头还摆着藤野的那张照片。他的朋友知道他这份遗憾，继续替他寻找藤野先生，哪怕找到藤野先生的后人也好。年底，鲁迅的日本同学小林茂雄找到了藤野先生！原来他还活着！

　　1915年，仙台医专并入东北帝国大学，那时大学风气崇洋媚外，41岁的藤野严九郎因为没有留学经历而失业。然后他尝试去别的学校找个教授职务，都被拒绝。

　　无奈之下，藤野去东京进修临床外科，学习行医。结业后进了东京一家慈善医院做医生，但很快又失业了。就在他四处找工作期间，他妻子病逝。也就是说，周树人在中国碰壁的时候，藤野先生在日本碰壁。

　　中年多次失业又丧妻，落魄的藤野严九郎只好回了老家，投奔他二哥藤野明二郎。明二郎在镇上开小诊所，收留严九郎在此行医。

　　藤野严九郎毕竟在外面上过大学当过教授，在农村老家还是有点面子的，于是得以再婚，娶了第二任妻子，开了个耳鼻科诊所。

　　然而，第二年，藤野明二郎猝死。明二郎的小孩还小，难以支撑诊所，也就难以维持生活，严九郎便隔日来明二郎的诊所一趟，维持其生意。于是他常年在两个诊所两头跑，养着两家人。

　　山村居民贫穷，藤野严九郎收费便非常低廉。病人没钱的时候，他就干脆不收费了。于是他日子过得捉襟见肘，但在当地颇受人尊重。

　　1919年，藤野先生45岁，妻子给他生了个儿子，取名藤野恒弥。1935年，当时藤野恒弥在读高中，这天语文老师菅好春老先生叫恒弥过来，交给他一本书，说：“这本新出的书，是中国大文学家鲁迅先生的散文集，里面有一篇写的人叫藤野严九郎，跟你父亲的名字一样。你拿回去问问你父亲是不是他。”

　　那年，藤野先生61岁，他读到了30年前的自己，在仙台，给学生上课时的样子：我就是叫做藤野严九郎的……

　　那篇《藤野先生》的末尾写道：他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那本文集的卷首印有鲁迅先生的照片，藤野拿放大镜慢慢看，说：“真的是周君啊！”合上书卷后，他一个人发了好一会儿呆。最后对儿子说：“写的是我。但是，你不要跟别人说。”

　　藤野恒弥很听话，没跟别人说。但菅好春老师又问起他来时，他也不好撒谎，便如实告诉老师。菅老师过来拜访藤野严九郎，两人聊了好久。菅老师离开之后，再没跟别人提起此事。

　　于是，虽然藤野严九郎的大名在中日两国被读书人津津乐道，却没人知道真正的藤野严九郎却仍然在偏僻的山村勉强谋生。

　　1936年10月，文豪鲁迅的死讯在日本见报。根据藤野先生的侄子后来描述，当时藤野看着报纸上鲁迅的照片，把报纸举过头顶，拜了几拜。

　　年底，鲁迅的朋友小林茂雄找到了藤野先生。藤野这才知道原来鲁迅不只是把他的照片挂墙上，不只是写在散文里，而且是这些年里一直在找他，一直想见他一面，哪怕能见他后人一面。

　　藤野先生追悔莫及。然后，日本记者向藤野先生约稿，他写了一篇短文《谨忆周树人君》，发表在日本报纸上。

　　当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寇全面侵华。那时日军大量购买药品，日本国内药价高涨。藤野先生的两个诊所囤有不少药，便有药商来高价求购，并说这是军队前线需要的，意义重大。藤野虽然缺钱，却一点都不卖，只推说当地村民还需要。

　　药商走后，藤野把自己的两个儿子叫过来，对他们说：“你们记着，中国，乃是将文化教给日本之先生。”用的仍然是很土的北方文言句式，如果鲁迅先生能听得到，应该也是“抑扬顿挫的话”。

　　1945年1月，藤野先生的长子藤野恒弥病死在广岛。老年丧子，71岁的藤野先生极为悲伤，一度不振。但由于生活所迫，很快他又回诊所工作。

　　几个月后的一天，藤野先生工作中感觉疲惫，说回去休息一下，却在路上晕倒，被人发现抬回去。熬了一夜，第二天上午与世长辞。4天后，日本宣布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