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嘉柯

　　

　　人生中打交道过的老太太们，不知其数。有些老人家我碰面了，赶紧道一声阿弥陀佛，问个好，飞快跑掉。因为我如果不马上敬而远之，就得被念叨得头疼脑热。还有一些老人家，截然相反，轻松有趣。尤其是有个老太太，挺有意思的。

　　我的大学时代，读的是法学院，上课的时候，每每昏昏欲睡。因为我爱的是文学，碍于父亲的压迫，不得不选择了法律。

　　直到有一天，我特意找了一个位于阶梯教室中间的位置，打算偷偷摸摸的吃完我的早餐——三鲜豆皮和鸡蛋米酒，就开始享受我的回笼觉。“有的同学其实很笨，他们以为坐在教室后面几排就可以离开老师的目光。其实在最后面特别容易被发现，反倒是躲在中间，刚刚好。”

　　我刚刚把自己的教科书竖立起来，就听见一个洪亮的声音在说：“后面的同学，统统给我坐到前面来。有的同学想睡觉可以，但是不许打呼。”

　　我被逗乐了。隔着十几排座位，望见一个小老太太。

　　说她小，我一点也没夸张。如果不是她满头飞雪，白了无数头发，脸上些许皱纹和雀斑，看她的身形轮廓，就跟一个女中学生没两样。她矮矮的，大约只有1米5几的样子，身材特别小只。可是她偏偏把头发留得特别长，都过了腰，绑了一个长长的马尾巴。

　　这小老太太一脸笑容，开腔继续说：我这个人喜欢说实话。你们想睡觉，我不反对。听我的课你还能睡得着，那是我讲得不好。学生听不进去老师的课，不是学生的问题。我保证不处罚你们。这学期开始我教你们的中国古代法制史。

　　哇，好牛气，居然不反对上课睡觉。我顿时佩服她起来。教室里其他的同学，同我一样，冒出一片此起彼伏的惊叹声。

　　台下有调皮胆儿肥的同学，居然还接话：“真的吗？”

　　老太太瞪了他一眼，哈哈笑了，说道：“那当然，我一直说话算数。你知道我是谁吗？”

　　第一次上她的课，大家还真不熟悉她。那同学茫然摇了摇头。

　　老太太也乐了：“你连我都不知道？我是你们法学院的院长。”

　　这下所有人都哄堂大笑了。那个学生很识相，哎呀，院长的课，赶紧坐直了，拿出一幅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样子。

　　玩笑归玩笑，她马上就转到课程内容，“在古代，这叫教而后诛，我们研究法律的人，包括制定法律的人，决不能不教而诛。先得让老百姓知道法律是什么？规矩是什么？然后才能惩罚违反法律的人。”

　　老太太侃侃而谈，旁征博引信手拈来。平时喜欢跟我一样打瞌睡的兄弟，这会儿也听得精神抖擞。

　　上了几周她的课之后，大家都对她熟悉起来。法学院的顶梁柱之一，响当当的老教授。做学问厉害，给本科生上课，也不同凡响，有口皆碑。

　　平时听别的教授的课，真的是催眠曲，轻而易举就见了周公。但是听她的课，一条又一条的段子，夹杂着古代法律制度的知识点，实在是挺有趣的，这觉没法睡了。

　　其实，自从我毕业弃法从文之后，学过的绝大部分的法律都忘光了。可是这个老太太的风范，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一个把学问做透了的老教授，原来可以这么自信，这么挥洒自如。

　　一个人拥有幽默感，学识渊博，即便是个子那么矮，堪称小巧玲珑的老太太，也能令你见识到什么叫学问的力量，师者的尊严，她是我见过的最潇洒的老太太。

　　我开始觉得学法律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并不都是枯燥坚硬的。

　　等到大学要毕业的时候，我们的毕业论文是电脑随机选择安排导师的。

　　“别的老师可能马马虎虎，懒的看那么多字，放你一马。我这可没这么容易过关，不许抄，要认认真真自己写。”她把话一放出来。我们这些恰好分到她手里的学生，吓得战战兢兢。我心里哀叹，我怎么就运气这么好呢？

　　好在当时的我已经见过大世面，全校号称才子，在中央级的国家大报发表过法学文章，还有老牌子的文学名刊，也频繁地露脸儿。于是我酝酿了好几天，又是查资料又是打腹稿，洋洋洒洒写了五六千字，第一时间交上去。自我感觉挺良好，心想拿去发表也够格了。

　　很快，我的论文被她打回来了。她的批语是，文采很好，格式不对，像随笔，不像法学论文，要修改。

　　最搞笑的是，我手把手教我宿舍的几个同学写的论文，他们反而过关了。我的同学们，简直笑掉大牙，请我吃了两顿饭，才平息我的懊恼。

　　我痛定思痛，照着她的批语，换了个选题，重新写了一篇，忐忑不安地再度交上去。这次她没有通知我什么，一个月后我顺利毕业拿到学位。后来我的一个学妹在图书馆里查资料，告诉我，她翻阅到我的论文。

　　原来，她把我的论文推荐到那一届毕业生优秀论文集里收录了。

　　来年，她退休年纪一到，就卸任了。但是因为讲课太好了，又被学校返聘，本科生积极主动的想上她的课。我偶尔回到学校做讲座，经过法学院，远远的，看见她和她家的先生，在南湖边慢慢地散步，有说有笑。

　　夕阳夕斜斜地照下来，这老太太背着双手的样子，仍然很有院长范，但她的脸上表情却是一派温馨从容。

　　我没有去打扰她，只是微笑远望着。人的一生，少年夫妻老来伴。暮年时分，跟老伴一起散步在湖边，自有岁月的温柔意味。

　　毕业多年后，我写了很多的文章，出了很多的书，我的同学们都在公检法，我却在作家队伍里厮混。有一年，中国教育报的编辑在一个群里征集教师节的感受。我顿时想起了老太太——我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前法学院院长，授课严肃活泼又个子小巧玲珑的邓红蕾教授……还有她标志鲜明的长长的马尾辫。

　　我在报纸上发表的一段感言，写到了她，当时我也就是抒发一下回忆青春校园年代的感情，并没有想太多。无巧不成书，那段文字被同学老师看到了，又转告给了邓教授。

　　再后来，我就间接收到了一本老太太的著作，赠送给我以作留念。内页里的题赠落款，那熟悉的笔迹，让我想起了当年，她在毕业论文打印稿上的批语。

　　老太太是哲学专业出身的，她是上个世纪80年代，武汉大学的哲学系毕业生，然后在我的母校任教。

　　说真的，如果我年纪再小一点，读书再晚一点，或者高考考得更好一点，就不会在这个学校遇到有趣的老师。

　　作家是一个更靠个人天分，讲究缘分的职业，不管在哪个大学念书，我都会写自己喜欢的东西，成为现在的自己。虽然我有很多机会去还不错的司法单位、新闻单位工作，最终，大学一毕业我就去了杂志社。

　　有了一定年纪之后，我开始理解何谓“师之道”。学问的背后，站着的是那个人。有个性的人，才能做出有意思的学问，留给学生特别有意思的青春回忆。

　　这篇短短的纪念文字，就是我回赠给一个有趣教授的岁月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