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丹颜

　　

相知相恋，以书为媒

2015年，受《平如美棠》一书的启发，叶永烈和妻子杨惠芬合著了一本《双人伞》，开篇便是颇有深意的《双人伞》。

　　江南的雨天，夫妻二人共撑一柄双人伞，不避世人惊羡的目光，不论迅雷猛雨，还是如丝微雨，“伞下的世界，是春风永驻的世界”。作家的笔下，总不乏浪漫，但叶永烈和杨惠芬的初识，其实很传统。这段姻缘，还亏两人的恩师牵线。

　　1962年的一个夏日，杨惠芬的老师沈老师兴冲冲赶到她家里：“阿芬，我给你介绍个对象，是在北京读书的大学生，《十万个为什么》的作者。”

　　那个年代，《十万个为什么》家喻户晓。杨惠芬在中学任教，还给学生们推荐过，想不到这书的作者竟是一位年轻的大学生，一时间敬仰之情油然而生。

　　第一次见面，叶永烈穿着蓝色细格子短袖衬衫、深蓝色长裤，方方的脸盘，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标准的大学生模样。杨惠芬穿着白衬衫、蓝长裤，人瘦瘦的，一双大眼睛格外明亮，羞答答坐在那里，不敢抬眼看他。

　　他们一见钟情。第二天，叶永烈送她一套《十万个为什么》。两人在公园漫步，边走边聊，他讲，她听，两颗心越来越近。

　　1963年夏，叶永烈大学毕业，那个暑假，他们完婚了。新房是从叶家1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隔出来的，一个6平方米的小隔间，没有家具，只有一顶新蚊帐和两床新被子。两人各吃了一碗糯米丸子，温州方言里“丸”“缘”谐音，吃完丸子，就算是喜结良缘了。

　　婚后，叶永烈到上海上班，杨惠芬仍在温州教书。不能见面，他们就写信，两天一封，互诉相思，后来，这些书信集成厚厚一大本“两地书”。

　　一年后，杨惠芬毅然辞去“铁饭碗”，随丈夫来到上海。初到上海，没有收入，没有工作，没有户口，杨惠芬顶着巨大压力，母亲坚定地支持她：“夫妻两人一定要生活在一起，这才叫夫妻！”他们买下一间12平方米的房子。一张旧写字桌，一把椅子，一床棉被和席子，成了全部家当，没钱买床，就睡在地板上。条件虽苦，总算是夫妻团聚了。

风雨如磐，唯爱相随

没过多久，一场无情风暴刮进了叶永烈12平方米的陋室。他被下放到上海远郊奉贤县劳动，每个月只有四天休假时间，写作被迫中止了。艰难的岁月里，叶永烈不忘苦中作乐。他相信，一切苦难都会过去。

　　休假时，叶永烈就推一辆自行车，前面橫杠上坐着大儿子，后座上带着妻子，游遍上海。1970年，他们的小儿子出生了，叶永烈返回城区，在上海电影制片厂继续劳动。一家四口，还要奉养两边双亲，日子捉襟见肘，杨惠芬精打细算，筹划每一笔支出，从不借债。虽然苦，但他们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逢年过节，买不起零食，夫妻俩就自己动手，蒸年糕、做月饼、包粽子，样样拿手，两个孩子吃得津津有味。

　　为了让妻儿穿得好一些，叶永烈发挥化学专业特长，买来染料，自己动手染衣服。发白的灯芯绒旧衣，重新染个颜色，又像新的了。杨惠芬的同事们见了，以为她买了新衣服。后来，大家纷纷找叶永烈帮忙，他都乐呵呵地应下来。

　　一天，安徽人民出版社的编辑找到叶永烈，要出版他的书，杨惠芬特别支持，立刻帮他买来稿纸、资料、笔。就这样，在妻子的支持下，叶永烈又拿起了笔。白天上班，晚上他就趴在矮矮的小饭桌上写字，写好的稿子放在菜篮子里吊起来，一摞一摞，码了老高。1973年到1976年，叶永烈一口气出了十本书。爱，使他们战胜了困难，也让叶永烈迎来了人生的春天。

春风化雨，红袖添香

1977年，叶永烈的作品《化学与农业》再版了，人民出版社寄来320元稿费。在当时这可算是一笔巨款，取钱时连银行都轰动了。收到稿费，叶永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两个儿子买新书包，给妻子买一套新衣服。

　　1979年6月，上海市政府特意分配了一套40多平方米的两居室给叶永烈。创作条件改善了，他的创作劲头也更足了。不久，他创作的《小灵通漫游未来》出版，一下子印了300万册，成了超级畅销书。

　　1980年，《小灵通漫游未来》荣获儿童文学创作的最高奖——全国少年儿童文艺作品一等奖。紧接着，叶永烈导演的电影《红绿灯下》获第三届电影百花奖最佳科教片奖。叶永烈进入了创作黄金期，更加忙了，杨惠芬成了他的后勤总管。

　　杨惠芬除了要负责平日里一家老小的生活，还兼任了叶永烈的私人秘书，招待客人、接听电话、收发邮件，都成了杨惠芬的工作。叶永烈的作品，杨惠芬是第一个读者。不仅如此，她还经常为叶永烈整理书稿，抄录稿件，两人还给这工作起了个有趣的名头，叫“男女双打”。

　　叶永烈曾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过一篇《科学家的爱情》，他小心翼翼地将报纸剪下来，工工整整地写上“谨以此文赠给惠芬”。她是他最好的助手，无论工作上，还是生活上。

相濡以沫，相守到老

两个儿子相继成家，事业有成，定居海外，晚年的叶永烈和杨惠芬，日子过得平稳安乐。双人伞下，又变成了二人世界。年岁渐长，他们相继遭受病魔的纠缠。

　　1990年，叶永烈由于视网膜脱离接受手术，术后医生嘱咐3个月内不得看书、不能写作、不许外出、不许用力气，连喷嚏都禁止打。闲不住的叶永烈发明了“瞎写法”，关了灯，拿出纸笔，闭着眼睛在纸上写作。

　　那些歪扭重叠的字迹只有杨惠芬看得懂，她为他把凌乱的手稿端端正正地誊写一遍。后来，杨惠芬使用更简单的“录音法”，让叶永烈口头叙述，自己帮他整理成文字。

　　2004年和2013年，杨惠芬曾两次发生意外，导致左手腕和脚踝严重骨折，叶永烈细心照料她，每天订一份牛奶和一份酸奶补钙，还买了好多双半高筒的皮鞋。每当两人走到人多车杂的地方，叶永烈总是紧紧拉着杨惠芬的手，怕她摔跤，他的眼睛总是盯着地面。

　　夫妻两个都爱旅游，叶永烈去哪儿，都带着杨惠芬。晚年的俩人，足迹遍布世界上许多国家，他与她一同领略山川之美，自然之秀，同撑一柄“双人伞”，并肩走过人生岁月，直到白发苍苍，直到老病相催，直到生命尽头……

　　每一步都从容平静，只因那伞下的世界，是春风永驻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