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太要求体面了,即便在最艰难的那些日子里,衣服永远干净,表情永远优雅,语言永远平和。
妈妈已经失去意识。我俯下头去叫她,她的眉毛轻轻一抖,没有其他反应。按照电视剧的模式,她的眼角会流出一滴热泪,但没有。妻子说,如果真有眼泪,证明她还很清醒,而这种清醒就是痛苦。作为子女,千万别对老人做最后的情感索取。
我终于打听到了妈妈最后的话语。保姆问她想吃什么,她回答:“红烧虾。”保姆再问,她回答:“橘红糕。”她突然觉得不好意思,就咧嘴大笑。橘红糕是家乡的一种食物,妈妈儿时吃过。在生命的终点,她只以第一样食品和最后的食品来概括一生,然后大笑。这便是禅。
妈妈的脸已经不会再有表情。听舅舅说,早年在上海,她也算是大美女。与爸爸结婚后,难以在抗战时期的上海安家,妈妈就到她陌生的余家乡下居住。在我牙牙学语的那些年,家乡办识字班,记账、读信、写信,包括后来全村的会计,都由她包办,没有别人可以替代。
我至今记得,年轻的妈妈坐在床沿上,告诉我什么是文言文和白话文。她不喜欢现代文言文,说那是在好好的头发上扣上一顶老式瓜皮帽。妈妈在文化上实在太孤独,所以把自己幼小的儿子看大了,当作了谈心者。到我七岁那年,她又把扫盲、记账、读信、写信这些事全交给了我。
妈妈把这些重任交给我时,同我做了一个交换:今后我的全部家庭作业都由她做。
小学毕业后我到上海考中学,妈妈心情有点紧张,她害怕她独自在乡下的育儿试验失败而对不起爸爸。我很快让他们宽心了,但他们都只是轻轻一笑,没有时间想原因。只有我知道,我获得上海市作文比赛第一名,是因为已经替乡亲写了几百封信;数学竞赛获大奖,是因为已经为乡亲记了太多的账。
病床上妈妈的躯体已经缩得比从前小,但我心里明白,我一生最大的勇敢都来自她。我六岁那年的一个夜晚,她去表外公家回来得晚,我瞒着祖母翻过两座山岭去接她。妈妈在山路上见到我时,不责怪、不惊讶,只是用温热的手牵着我,再翻过那两座山岭回家。
妈妈,这次您真的要走了吗?乡下有些小路,只有您和我走过,您不在了,小路也湮灭了。童年有些故事,只有您和我记得,您不在了,童年也破碎了。我的一笔一画都是您亲手所教,您不在了,我的文字也就断流了。妈妈,您知道吗,您有多重要!
妈妈,从20 岁开始,我每次要做出重大选择,首先总会在心中估量,万一出事,会不会给您带来伤害。您平日的表情、举止都让我迈出了像样的步伐。如果您不在,我可以不估量了,但是一切行动也就失去了血脉,失去了力量。
妈妈今天的脸色似乎褪去了一层灰色,我心中一紧:妈妈,您的生命会创造奇迹吗?我多么希望您能在我们面前安睡更长时间。我和妻子在普陀山普济寺门口供养了一棵大树,它一定会庇荫这位善良而非凡的老人休息,即便远行,也宁谧而安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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