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许志杰

　　

　　1988年《齐鲁晚报》创刊，总编辑对我提出一个要求：在全国范围内邀请大家、名流赐予大作，以此扩大知名度和影响力。时间不长，国内诸多名家都给了我们精彩之作，而且逐渐形成以这些名家为核心的固定作者群。在与这些大家、名流打交道的过程中，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小插曲，稿费问题就是其中之一。

　　钱不在多，收到就行，而恰恰因为种种原因，编辑部划出的稿费经常送不到作者手中。稿费收不到，我们也不好意思再要稿子：想到约稿时的那种真诚、急切，以及当天发稿当天寄出稿费的承诺，有可能被误认为虚情假意。在来来回回的查证、问询，以及焦急的等待之后，编辑部决定派我到作者相对集中的上海送稿费。

　　那时，上海有几位重点作者。也是那时，甲肝病毒横扫上海。从1987年秋季开始的甲肝疫情，到1988年年初已经蔓延到整个城市，据说有数十万人因患甲肝住进医院，也有死亡病例。但是，我必须去。

　　1988年3月2日，农历正月十五，晚上8点多，我怀揣着300元稿费，带上老家的几个“杠子头”火烧，还有大蒜、板蓝根，以及为防病毒之用的口罩和手套，坐上开往上海的火车。放眼看去，硬卧车厢里只有一个同行者。他到济南公干，朋友送了一提包的大蒜、板蓝根和生姜。同行者说，上海人本来特别讨厌吃大蒜、大葱和生姜，现在顾不上了，也开始如山东人一样生嚼葱蒜姜。

　　一夜无话，火车到了上海。我先去《解放日报》社找我的好朋友周智强帮着安排住处。住下了，吃呢，成了大问题。很多酒馆饭铺已经歇业，重要的是我也不太敢在饭馆里吃。还是周智强，把我拉到家里让父母给我做饭吃，而且相当丰盛，那美味我至今不忘。

　　吃住没问题了，怎样才能找到我要找的人又成了难题。像冯英子他们年纪稍大，平时去办公室的次数就少，这时就更少了。其他几位先生本来就不坐班，现在就更不用坐班了。而在非常时期，到家里去自然十分不便，而那时也不像现在这样通讯方便。这些都是我来上海之前没有想到的。情急之下，我就去《新民晚报》社，坐在大门口，想碰一下运气。

　　其时，风很大，行人匆匆。从早到晚，太阳西去，在我就要撑不住准备离开的时候，一位看上去文质彬彬、手提一只旧式黑色提包的老人从楼里走出来。我没见过冯英子先生，想象中70岁左右的老先生应该就是这样的。我便迎上前去：“您是冯……”话音未落，老先生已经把手伸出来，握住我的手说：“我叫赵超构，《新民晚报》的。”

　　赵超构，如雷贯耳的名字，现在他就在我眼前握着我的手，只是我还不知道说什么。倒是赵超老（后来《新民晚报》的朋友告诉我，他们这样称呼他）先问我从哪里来，到上海办什么事。我如实说来，赵超老听了，手一摆说：“回去吧，回去吧，这时候送什么稿费，我见了冯先生跟他们说一声就行了。”见我还犹豫，他又挥着手撵我：“走吧，走吧！”说完，他提着包走了。我后来听《新民晚报》的朋友说，他经常乘公交车上下班，包括疫情期间，让人敬佩。

　　是啊，赵超老说得对，我来得确实不是时候，找人难，找到了人家也为难，给人家点钱，说不定还怕钱上带病毒呢。

　　算了，回济南府。虽然没有完成任务，但我见到了赵超老，足够回想一辈子了。当晚我坐上回济南的火车，车内如来时一样人很少。回到济南，我先去邮局把稿费寄走，又到办公室给冯英子诸位先生每人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们我南行上海的事。晚上，我去丈母娘家报到，内弟在头上套了一个塑料袋，跟我打了个招呼，饭也没敢跟我一起吃就躲起来了。

　　三十几年过去，旧事犹如昨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