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2年,美国干了一件很“愤青”的事情:决定和英国开战。美国对英国宣战的原因是,英国人老在海上骚扰美国船只。当时,美国海军只有17艘舰船,英国皇家海军的船有上千艘。美国的财政预算已经紧缩了十几年,到了要打仗的时候,国会还强烈反对征税,结果,美国连给士兵发军饷的钱都拿不出来。可以想象,这仗怎么打。
1814年8月,英国军舰从切萨皮克湾驶入,如入无人之境,一路杀到华盛顿。8月24日,英军占领白宫,吃掉了本来是要供奉给总统的晚餐,然后一把火烧了白宫、国会山和财政部。值得庆幸的是,英国人自己的麻烦事还忙不过来,拿破仑才是他们的心腹大患。他们根本无心和美国纠缠,于是草草地和美国握手言和。
战争的背后是财政。美国之所以输掉这场战争,是因为其愚蠢的政策导致一打仗就必然陷入深重的财政危机,而这场财政危机又是美国政治分裂、政治斗争的结果。
建国伊始,主张重组国家债务、整顿财政纪律的汉密尔顿就和主张小政府、反对征税的杰斐逊、麦迪逊等人分道扬镳。杰斐逊和麦迪逊联手创办了民主共和党(民主党的前身),反对汉密尔顿的联邦党。
西蒙·约翰逊和郭庾信在其合著的《火烧白宫:美债,从哪里来,往何处去》一书中讲了这段几乎被遗忘的历史。在他们看来,如今美国高度两极化的政治体系继承的还是1812年的老路子。现在政治家们想做的事情还是提高开支,但不增税。正因为政治体系机制失效,才会听任美国这个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一步步陷入财政危机的泥潭。
西蒙·约翰逊和郭庾信看不出在现有的政治生态下,美国如何才能缓解长期的财政压力。共和党内部原本信奉财政纪律的中间派逐渐让位于强烈反对征税的强硬派。这些强硬派之所以能够控制共和党乃至国会山的议程,是因为其核心圈子极其活跃,能够有效地奖励忠诚、打击异己。一些反对政府的保守主义观点在公众中也很有影响。很多公众认为美国之所以存在财政压力,是因为政府规模太大。但正如经济学家布鲁斯·巴特利特所指出的,拥有最低税收和最小政府的国家往往非常贫穷,因为他们的政府不能提供知识产权、法律、交通基础设施等基本的公共产品。
事实上,美国的财政压力之所以越来越大,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政府的过度扩张,而是因为金融危机和人口老龄化。美国金融危机之后,先是要救助出了问题的金融机构,不让它们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张一张地倒掉,接着是要刺激经济增长,结果导致美国出现了和平年代规模空前的财政赤字——2009年和2010年的财政赤字均超过了一万亿美元。
对美国未来债务影响更大的是人口老龄化。克林顿执政时期,美国一度出现财政盈余,但那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的“人口红利”。二战之后,美国迎来了一轮生育高峰,即所谓的“婴儿潮”。20世纪90年代,婴儿潮一代正处于收入和储蓄的峰顶,无形中拉动了美国经济。但2012年之后,婴儿潮一代陆续进入退休年龄,加之老龄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不断增大,必然导致养老、医疗支出越来越多。
怎么办?要不,征税?美国连取消原来的税收减免都很难做到,更不用说征税了。那么,减少政府支出?美国财政支出中一半以上用于社保、养老、医疗等“法定支出”,这被民众视为自己的“应得权利”,你敢夺走大家的奶酪?只有不到一半的支出是“自主性支出”,包括国防、科研、教育、基础设施等。美国的国防已经不太情愿地收缩了,政治学家迈克尔·曼德尔鲍姆已经把美国称为“穷酸的超级大国”。但霸主总得当吧,该花的钱怎么能不花呢?那就压缩科研、教育支出?这些支出本来占的比例就不高,而且对未来财政收入的长期增长至关重要。如果砍掉这些支出,就好比剁掉自己的手指头,剁完了站在磅秤上称一称,体重几乎没有下降,但你已经残疾了。
短期内看,那些债务上限、自动减支、政府关门的争吵都不过是了无新意的政治闹剧,我们连台词都快背下来了。但一次次争吵、一次次失望、一次次攻讦,最终很可能是无可修复的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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