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轶伦

　　

　　阿加莎·克里斯蒂大约6岁那年，父亲带她和姐姐去骑马。父亲特意请了一个导游。导游是个热心的小伙子，他领着阿加莎的坐骑往山上走，一会儿说笑话逗这位英国小姐，一会儿摘一小束花送给她。一切都很顺利，直到午饭时间，导游兴致勃勃地捉了一只美丽的蝴蝶向阿加莎跑来。

　　“送给小姐。”他从翻领上取下一个别针，刺穿那蝴蝶，把它别在了阿加莎的帽子上。那只已经被刺穿的可怜的蝴蝶扇动翅膀，阿加莎感到帽檐上的垂死挣扎。她太难受了，她哭了，哭到没法吃午饭，哭到没法回答别人的询问。父亲和姐姐百般安抚无果，最后都气恼了，认为“她太小了，害怕骑马，我们不该带她出来玩”。

　　一行人满脸不高兴地回家，母亲正在门口迎接他们。看到小女儿哭了，母亲看了阿加莎几分钟，然后说：“是谁把这只蝴蝶放在她帽子上的？”姐姐回答是导游。母亲对阿加莎说：“我明白了，你不喜欢这样，对吗？它是有生命的，你觉得它受到了伤害，对吗？”

　　大约60年后，已经誉满全球的侦探小说女王阿加莎在撰写个人回忆录时这样写道：“我疯狂地扑倒在母亲的怀里，搂着她的脖子说‘对对对！它在拍动，不停地拍动，可导游是好心的，他是善意的，我不能说’。母亲轻轻拍着我说‘我完全了解你的感受’。”

　　阿加莎说，忽然间，整件事情似乎远去了。

　　《阿加莎自传》中文版一共有538页，但这一个小小的细节一直牵动我的心。

　　阿加莎的父亲向来十分宠她，她和姐姐的关系也很和睦。然而，在那个刹那，那个年幼的她有苦难言的刹那，近在咫尺的父亲、姐姐都不能理解她的眼泪，而在家里迎接她的母亲只看了一眼，就如一道光照入深井一般。爱有时和理解是两回事。

　　这让我想到有一天，我在陆家嘴坐地铁，一对父女上车。孩子手里拿着还未剪掉水族馆标签的企鹅玩偶。一到座位上，孩子的眼皮耷拉下来，开始打瞌睡。那位父亲就把企鹅拿过来，垫在大腿上，作为枕头让孩子趴着睡。眼看快要睡着的孩子立刻起身，把企鹅抽出来抱在怀里，对企鹅安抚再三，但直接趴在父亲腿上，又高度不对。见她睡得不舒服，父亲又把企鹅拿过来垫在大腿上，示意她睡在企鹅身上正好。孩子又困又想睡又要救企鹅，马上要哭了。父亲想到孩子哭起来会打扰一车乘客，有点焦躁，看着孩子又十分不解。我想，这个企鹅玩偶对父亲来说显然是个“东西”，但对孩子来说，这玩偶是个“生命”。生命不能被拿来做枕头。

　　人和人之间说爱容易，产生好感真是只需要一点点荷尔蒙，但理解很难。在语言不能表达的时候，或者用语言只能产生更多误会的时候，也许即便是深爱的父女、母子、夫妻之间，也会存在这种隔膜。一个人可以爱你爱到为你挡子弹，却未必能说出一句你心里想的话。这令人感到虽然身处人群之中，却又如在孤岛之上。

　　在垂垂老矣之际，阿加莎回忆起6岁的那次骑马之行，当母亲拍着她时，她感到如释重负。阿加莎说：“当你无法避免长时间陷入有苦难言的境地时，有人知道你心里想什么并说了出来，那是多么美妙的解脱啊。”

　　在地铁上，那位父亲想了一下后，最终把企鹅玩偶还给了孩子。然后，他放下自己的背包并放在膝盖上。背包有些硬，他又摊平了手掌，垫在背包上。孩子笑了一笑，最后躺在父亲的手掌里，不到一分钟就睡着了。她手里紧紧搂着企鹅。这一刻，爱又涵盖了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