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拉着板车摇摇晃晃,沿途入耳的都是鸡鸣狗吠。六岁的我躺在去求医的板车上,盖着三床烂被褥,时而寒冷异常,时而高热难忍。爬坡上坎几多回,父母拉着我终于进了生产大队卫生室的门。
卫生室只有三间房,土墙小瓦、狭窄低矮,只有听诊器、体温计、血压计,看病问诊的是赤脚医生,给病人把脉、打针、输液都集中在一个地方。难怪病人会犯嘀咕,说大队卫生室能建成公社卫生所那样就好了。听母亲说,现在看到的比过去强多了,我一两岁时,这个卫生室还是茅草屋,能开处方的医生只有半个。所谓半个医生,就是两个大队分摊一个医生,分单双日轮流坐诊。
后来,我才知道公社卫生所其实也高级不了多少。但当时人们求医看病必须先到大队卫生室,大队卫生室看不了才出具证明转诊到公社卫生所。所以,一般有个头痛脑热的,病人都会首选到大队卫生室。去公社卫生所别说土路崎岖要走上大半天,即便去看了病,人家合作医疗也不给你报销。由于看病很不方便,一般情况下人们不舒服就得扛着,常常小毛病拖成了重症。
在大队卫生室就诊时,我已进入高热后期,颜面、手心微汗,随后遍及全身,大汗淋漓,衣服湿透。赤脚医生由此判断我染上了疟疾。这种经蚊虫叮咬而感染疟原虫所引起的虫媒传染病,俗称“打摆子”。
“要是有一两支奎宁注射液就好了。”赤脚医生的一声叹息扎进了我幼小的心田。
奎宁是一种重要的抗疟药,对恶性疟原虫有抑制其繁殖或将其杀灭的作用。早在17世纪末,奎宁就由欧洲传入我国,曾被称为金鸡纳霜。在半个世纪前,疟疾猖獗,夺走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大队卫生室却偏偏缺少这种特效药。难怪当时人们戏谑大队卫生室,编了这样一首歌谣:“感冒发烧,丸子三包。多喝开水,少吃辣椒。如果不好,再来三包。”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绿大地,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世纪,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逐步完善,有效实现“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区”的就医格局。就连身边的村卫生室也改变了旧时模样,不仅药房、诊断室、治疗室、观察室四室分开,简易呼吸机、便捷式B超机、电子血压计、电子体重秤、血糖仪等基本医疗设备应有尽有,病人输液的地方配有水冲式厕所,医疗水平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感冒发烧,丸子三包”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今年进入初夏,我就五十有七了,青蒿素和青蒿琥酯等快速、高效抗疟药的选用,让横行一时的疟疾在中国大部分地区绝迹。当奎宁成为半个世纪前的记忆,蓦然回首,我真切地感受到伟大祖国的巨变。现在我们看病越来越方便,村里人的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也发生了转变,讲卫生、保健康已成为共识。我们农村人在健康之路上奔小康的信心越来越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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