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忆中的母亲常常在擦枪,一堆机枪零件摆在桌子上,旁边有各种颜色油污了的破布条、棉纱,用鸡(机)油擦拭了一件又一件,再嘁哩喀喳组合着“对”起来,枪便魔术般地复原了。一杆闪着暗幽幽烤蓝光泽的“双笔箫”手枪就握在手中——她是与新中国共同诞生的第一代警察,1949年已成为河南省陕县的公安局长了。除了打枪,她还骑马,过黄河,进伏牛山,都是骑马走的。能打枪、骑马,母亲在我心目中不是依门盼子、灯下走针的女人,而是英雄。
她逝去时年仅45岁,现在还安静地躺在卧龙岗革命公墓——她是累着了。她死后二十年,我写书。盛暑天热,饕蚊成阵,我用干毛巾缠了胳膊,防汗粘稿纸,两腿插在冷水桶里取凉防蚊,困倦到极处,用香烟头烫手腕以求清醒。来采访我的记者无不为我这样坚毅震惊,殊不知这是母亲地地道道的真传,毫不走样。
1947年在伏牛山,一头狼半夜闯进她的住房,她出去开会未归,只留我独自在家睡觉。我是被一声枪响惊醒的,是母亲开枪了。她回来见灯熄了,没再点灯就准备睡,突然听到床下粗重的喘息声,于是反手向床下扣动了扳机……狼夺门而出,母子平安。母亲哭了,说:“万一叼走了你,我怎么向你爸交代?”偶尔有个节日,她会弄点菠菜豆腐汤,滴几滴香油,在火炉旁搅着黏糊糊的面,往翻花沸腾、香气回荡的汤里“拨鱼”,开头一碗一成不变的是我吃。
她去之后,我又经历了很多风风雨雨,千山万水辗转流徙。当我鬓发渐白、事业有成时,到马翠兰之墓前扼腕沉吟,我发现母亲始终注目着我,跟随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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