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

　　

　　我患了肝炎，开始不太爱出门，不参加任何集会，不去影院。从此，我活得极为清净，遇到任何难缠的人和难缠的事，一句“我患了肝炎”便是最好的遁词。

　　妻子说：“你总是讲你的病，是让满世界的人都知道并且歧视你么？”我的理由是，世界上的事若不让别人尴尬，也不让自己尴尬，最好的办法是自我作践。比如我长得丑，就从不在女性面前装腔作势，且将五分的丑说成十分的丑，那么丑中倒有它的可爱之处。相声艺术不就是大量运用了这种办法吗？我见人说我有肝病，他们防备着我的接触而不伤和气，我被他们防备着接触亦不感到难下台，皆大欢喜，自我作践难道不是一种维护自己尊严的妙方吗？

　　但人毕竟是群居动物，当我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不禁感到无限的孤独和寂寞。唯有父亲和母亲、妻子和女儿亲近我，他们没有开除我的“家籍”，可他们越是待我亲近，我越是害怕将病毒传染给他们。我与他们分餐，我有我的脸盆、毛巾、碗筷、茶几。当他们用滚开的热水烫我的衣物，用高压锅蒸或熏我的餐具，我似乎觉得那烫的、蒸的或熏的是我的灵魂。我盼望我的病能很快好起来，可惜几年间吃过几篓中药、西药，全然无济于事。我笑自己一生的命运就是写作挣钱。

　　我终于住进了传染病院。在病院里，我们像囚犯一样要穿病服，要限制行动于一个极小的院子里。虽然那院墙是铁制的栅栏，我们可以看见外边的行人，但看了外边的行人穿着花花绿绿的衣服行走，就顿生列入另册的凄惨。我们渴望自由，每天打过吊针之后就在院子里看红红的太阳，看涌动的云，嗫着嘴唇逗引栅栏外树上的小鸟。这行为被栅栏外的一个孩子瞧见，那小小的眼睛里充满了在动物园看笼中动物的神气，他竟大胆地走近了几步。他的母亲，一个肥胖的女人就喊：“走远点，那是传染病！”这话使我潸然泪下，我只能背过身去，默默地注视着院中的一片玫瑰和花坛上的一群黑色的蚂蚁。

　　夜晚，我们皆要等到很晚才回去睡觉。那依旧皎洁的月亮，它随我们到了栅栏里，它不嫌弃我们。

　　在这个监狱似的传染病院里，我们病人是互不歧视的。每有一个病人入院，我们多半为他被传染了病而悲伤。我们欢迎他的仪式虽不是握手和拥抱，却是提醒他怎样买饭票、怎么服药、怎样不必悲观。病友和学友的感情一样珍贵，我们统统治愈出院后，我们在社会上仍然可以形成一个关系网。这个关系网是在受歧视之下，在生与死的分界线上建立的，比那些互为利用的官网、情网、乌七八糟的网纯洁高尚得多。

　　我们失去了社会上所谓的人的意义，却获得了崭新的人的真情。我们有了宝贵的同情心和怜悯心，理解了宽容和体谅的含义，热爱所有的动物和植物，体会太阳的温暖和空气的清新。说老实话，这里的档案袋里只有我们的病史而没有政史，所以这里没有猜忌，没有幸灾乐祸，没有钩心斗角，没有落井下石，没有势利和背弃。我们共同的敌人只是乙肝病毒。男女没有私欲，老少没有代沟，不酗酒不赌博，按时作息，遵守纪律，单人单床，贵贱都同样吃药。

　　我们为花坛中的那一片玫瑰浇水除草，数得清那儿一共有多少花瓣，也记载了多少片落花被我们安葬。那洞穴里的蚂蚁和屋檐下的壁虎，我们虽然是坏了肝的人，但我们的心脏异常地好。

　　据说在中国，十个人中有一个或两个是患乙肝的，我们这些人差不多都是在偶然的体检时发现病的。

　　所以，当我站在铁栅栏内向外张望那些歧视我们的人群时，我总是想：别神气，或许你们是没有查出乙肝的病人，我们是查出了乙肝的健康人！中国人这么多，如果逐个检查一下，这里就是一个很大的世界了，那么，都能来这里待一待，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恐怕比铁栅栏之外要好得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