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董卿

　　

　　《朗读者》请过一位嘉宾，他叫吴孟超，是中国著名的肝脏外科医生。他读的是张晓风的那篇文章《念你们的名字》，是张晓风写给医学院的学生的：“你需要学习多少东西才能使自己免于无知，你要怎样自省才能在医治过千万个病人以后使自己免于职业性的冷漠和麻木。”其实任何职业都要提防职业性的冷漠和麻木。

　　我在2012年的时候就遇到了这种所谓的职业性的冷漠和麻木。那段时间蛮痛苦的，就是所有交到你手上的节目，你觉得都是一样的。那些娱乐节目——我不知道这样说好不好——现在有时候看，我依然觉得只是在做无谓的消耗。那时候还远远不知道未来有《朗读者》的出现，但是我已经知道有些节目我不想再做了，不想再那样重复了。

　　我在中央电视台安身立命16年，最骄傲的一点是我百分百投入，但2012年时，我发现我做不到了，觉得特别痛苦。职业性的冷漠和麻木出现的时候只有你自己知道，别人看不出来，因为你的职业表现是很容易遮盖掉一些东西的。然而久了，别人慢慢地会知道，而且久了，你会退步。

　　我决定自己按一下暂停。

　　从2013年的下半年开始申请美国的学校，到2014年主持完春晚，这中间有七八个月的时间，所有的事情都在准备当中，我在几个学校之间反复地选。当时我整宿睡不着，特别恐惧，没有安全感，因为我已经决定了，但是没有人知道我决定了，我也不知道自己的决定会带来什么。

　　我其实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就是回来后没有我的位置了。这个行业的竞争很激烈，而我花了将近20年才走到这一步，只有我知道自己为它付出了多少。曾经在我心里，只有工作是最重要的，为了它我可以什么都不要。我不考虑结婚，也不考虑生孩子，从来没有把任何事情看得比这件事情更重要。

　　当时我父母坚决反对我出国，他们的理由是：你已经40岁了，留学是20岁时做的事情。我说我20岁的时候没有这样一个机会，我觉得我缺失了这份经历。很多人说：你在国内学不行吗？你停下来去报个班啊。我知道那是停不下来的，只要你还在北京，还在国内，就会有工作给你派下来，你没法说完全停下来。

　　后来我就去了南加州大学。

　　我尽量不去想在国内的事情，给自己多安排点课程。不上课的日子，我就漫无目的地在学校里溜达，觉得阳光好得刺眼。

　　在国外读书的日子，其实就是克服那种恐惧感的过程，我要让自己真正地平静下来。那时我连微信都没有，只偶尔看看手机新闻，iPad上只有两个界面，一个是英汉辞典，另一个是菜谱，因为我要自己做饭。我让自己的每一天都过得非常有规律。不管在学校有人认识我还是没人认识我，我都让自己觉得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不管在课堂上能提问还是不能提问，听懂了还是没有听懂，我都告诉自己不要焦虑。

　　这个过程你不能说像重生，它像在打磨你的心灵，慢慢地，真的就切换到了非工作的模式，一天、两天，半年、一年，你就不会想着要去工作。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是你离开了一个你很爱的人，时间让你慢慢不那么想他了，不是说不爱了，也不是说遗忘了，只是不那么想了。你每天有更多的时间想别的事情。

　　打破平静的是哈文的一个电话。2015年春节前，她给我打电话，说让我主持春晚。我觉得不太可能。那时我已经整整一年没有化妆，没有穿高跟鞋，也根本不考虑穿哪条裙子还是哪条裤子的问题。我不在那个状态了，不知道还能不能以很好的状态回到舞台上。我拒绝了，后来她又打了两个电话过来。

　　你知道吗？在那么遥远的地方，组织上对你这么信任，依然邀请你回来参加这个最重要的节目，你的心里还是会有很大的安慰和满足，觉得大家还很惦记你啊。于是，我回来了。

　　那年我主持春晚感觉很神奇，就像是久别重逢，十分开心。我发现有些东西是在血液里的，就像学会了骑自行车，可能十年不骑，但还是会骑；掌握了某种语言，可能很久不说它，但还是会说。就是这种感觉。

　　我当时还有一种感觉，如果再有人来找我做节目，我一定做一些我真的想做的节目，而不再只是简单地重复过去，所以才有了后来的《挑战不可能》《中国诗词大会》以及《朗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