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去了两个城市,北京和武汉,这两个地方一个我经常去,一个是平生第一次。去北京的第一天晚上,在便利店买水,顺便在柜台拿一颗巧克力,结账时一个五六十岁的大爷,忽然用一种吆喝的语气大喝一声:再拿一个!
你要光看这四个字,好像有点强迫的意味,但在现场我几乎下意识就再抓了一颗巧克力,回头一看柜台上写着标语:第二颗加一元。通常在上海的便利店,店员会用至少三句话来解释这个活动:您好,现在巧克力正在做活动,第二颗只要加一元,您看还需要来一颗吗?
如果你习惯在便利店听“您好,需要再来一个吗”,大概会明白当时我听到“再来一个”的心情,竟然在北京一家便利店里,听到了那种没有经过工业化文明训练的精神,而是更像早市或者菜市场这种古老的人情味。
这两天在武汉,心情就更跌宕起伏了。久居上海,人很容易变得挑剔。
武汉这地方,精致度当然不及上海。我对武汉的情感,是从一个化妆师开始的。最近两年每逢活动,我都会在上海叫化妆师,一般价格在五百元以上。他们通常在开始化妆前拿出小瓶免洗消毒洗手液,有些还会准备一次性的化妆刷。关键在于,挂着首席化妆师或者高级化妆师头衔的小女孩,技术实在不怎么样,有人花20分钟贴一只假睫毛,有人化眼妆像在描摹大熊猫,当你实在无法忍受指出这点时,她们像久经沙场的老将一般,告诉你,这是今年的流行妆容,不过你不喜欢的话,她可以马上换。
武汉的化妆师,是个从头到尾都没跟我废话一句的矮个子女孩。在化妆的前期,我实在有点难以忍受:她那有点脏乎乎的手指,拿着一只磨损严重的黑色箱子,总体感觉邋里邋遢。但还没等我大声反对,我发现她是极其罕见的人狠话不多的选手——竟然可以把妆面搞得这么干净明亮,大概是这几年里我遇到的技术最好的化妆师,而要价只有上海的三分之一。
武汉人都说,你不要去户部巷。
我还是去了,在户部巷里买一份洪湖藕粉,内心又是起起伏伏一番。
街头小店用头巾包着头的老板娘,沉默地掏出一个塑料碗,用一只大罐子洒一点粉,然后极其随意地搅起了藕粉。我有点替她着急,因为她的衣服袖口看起来差不多就要蹭上去了。
这时我就忍不住想嘀咕,能不能弄个好一点的碗,老板娘换套干净点的衣服。带着一种不抱期望的心情接过藕粉,结果好吃得要死。
武汉人到底怎么回事呢?好像特别不在乎形式上的东西,他们似乎在心里说:反正我会让你心服口服的。
武汉之行的最后一站,我和助理早早预订了湖北省博物馆的门票,要去听传说中的编钟音乐会。
音乐开始的时候,我惊呆了,第一首曲子是古代皇宫开宴时的曲目,原来古代的皇帝这么快乐,听着这么赏心悦目、清新自然的乐曲,闭上眼睛,几乎能感觉到旷野中吹来的春风。
但是琴瑟和谐、钟鼓齐鸣中,你又不得不忍受着眼前忽然一阵绿,又忽然一阵蓝的灯光,最后变成一阵红,红得台上所有人都像在四川火锅里。这真的有点气人,让我想到昨晚经过黄鹤楼时,被灯光调和得一片红彤彤的黄鹤楼。
文化是真好,包装是真不行。
我有很多上海朋友,每次一去外地,就说:没什么意思,到处乱糟糟的。不过去外地时,我发现在上海那心如止水的心情,忽然被调活了,人的七情六欲好像又起来一点。
竟然只来这么一两天,就觉得,哎呀,爱恨交织,遗憾与欣喜并存,这里真的好,那里真的不行。
不禁理解了为什么有的外国人不去北上广,一定要跑到武汉、成都、长沙、西安去,这些城市里,有一个更活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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