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可以,这里是公共场所。”斋月临近尾声,兼职的Amin在德黑兰的一间旅馆里对我说。为了让我认识到这件事情不容商榷,他紧盯着我的眼睛。之前我问的是:“我能在这里摘头巾吗?”
伊朗旅游攻略对女性提出善意的警告:在公共场所,9岁以上的女性必须用头巾包裹住头发,上衣衣摆过臀,下装盖过脚踝。
电视、报纸和杂志上出现的女性形象也一样。
在伊朗、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等伊斯兰国家有一类特殊的警察,他们专门制止那些不严格遵循伊斯兰教义的人(包括游客)的一些行为,比如头巾没戴好、穿紧身裤、妆太浓等。与此同时,伊朗有人专门研发了躲避道德警察的手机应用软件。
我有些摸不准伊朗人的尺度在哪里,这和平时出行要注意的地域习俗不同,毕竟冒犯程度已经超出了个人层面。
第一个和我谈到头巾的伊朗男士是S。
从机场开往旅馆的路上,气温达三十多摄氏度,我全身捂得只露出了手和脸,头发因为汗水结成了一团,黏在脖子上。S见我这样,有些抱歉地说:“这个……头巾,你觉得怎么样?”
我客气地说觉得新鲜。
“关于头巾,我很早就和我妻子说不想戴就别戴了。我不喜欢它,虽然我是虔诚的穆斯林。我妻子也不想戴,但政府就是这样的,我们没得选。”S说。车在德黑兰的路上行驶,沉默了两分多钟,他还是不甘心:“你知道吗?去年我们差一点就有了选择。”
德黑兰的警方去年年底宣布改革,声称将不再逮捕没戴头巾的妇女。然而,控制当地部队和司法机构的仍是宗教保守派。那一次博弈的结果是,29名呼吁取消强制戴头巾的女性抗议者被移交司法机关。
几天后,总统办公室在一个颇为微妙的时刻公开了一份三年前进行的全国民意调查——49.8%的受访伊朗民众认为戴头巾是个人选择,政府无权干涉。
近一个世纪以来,伊朗政局在世俗与神权的博弈中被塑造。戴头巾这种宗教选择成了伊朗的宗教保守派与包括总统鲁哈尼在内的温和派争论的焦点。在温和派为这份民意调查欢呼之时,也许另一个事实更值得注意——超过半数的伊朗人认为政府强制戴头巾存在合理性。
出发前,在北京机场飞往德黑兰的航线候机区,我的长裙没有完整盖住脚踝。一转头,我才发现几名伊朗男士一直望着我和我的脚踝,墨石般的瞳孔透着微怒。
“现在我在北京。”我皱了皱眉说。时间越久,汇聚在我身上的目光越沉重,我有些发慌了。几分钟的无声拉锯战后,我去洗手间换上了长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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