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维熙

　　小学毕业后，我到二中去读初中。有一次学校组织去颐和园春游，一队胸前戴着女三中校徽的女学生正好走在我们旁边。我刚迈过颐和园的门槛，就听见有人呼喊：“喂！前面走的是从维熙同学吗？”听声音有些耳熟，我回过头来一看，脸立刻红涨起来——呼喊我的竟然是曾为我打抱不平的刘惠云。

　　我走出队列，心跳如同擂鼓地说：“是你，你考上女三中了？”

　　她两步追了上来：“你考上二中了？”

　　两个学校的同学对我们一笑，走了过去，我和她落在了后边。不知为什么，我不敢直视她，因为当天她嫩白的脸上围着一条玫瑰红的围巾，与穿着黑色学生装的我似乎是来自两个世界的人。

　　大约走了几步路，我就向她表达了迟到的谢意：“在小学时，感谢你为我这个‘小土包子’说话！”

　　她说：“当年我之所以为你鸣不平，是因为我感到你比城市里的学生真诚。”

　　虽然天气还很凉，但我的额头上还是滴下了汗珠。正当我用袖口擦汗时，她伸出手来低声说：“让我们握个手吧，我们还没有握过手呢！”

　　

　　在和她握手的刹那，我本能地朝队伍望去，看见同班同学都在回头看着我俩。无奈之际，我失礼地说：“同学们都在等我，我得去追赶队伍了，再见。”说完，我转身就跑。她在我身后叮咛我说：“我会给你写信的，你要注意查收信件……”

　　一幕颐和园巧遇的戏匆匆收场，但接踵上演的“糊涂梦”使我内疚至今。

　　春游归来不久，我当真收到了她的一封来信。信中除了回叙友情之外，还约我和她一块儿去看一场电影。她说不用我回她的信，请用电话回答她的邀请，她在信的末尾留下了她家的电话号码。

　　我虽然属于不开窍型少年，但毕竟在北平耳濡目染了几年，仅从她家中装有电话，就可以断定她是官宦家庭的娇女。

　　记得我给她回电话时，手一直在哆嗦。她在电话中显得异常兴奋，约我星期日在西单商场旁边的蟾宫电影院见面，那儿正在上演美国电影《出水芙蓉》。

　　我去求救于同乡谭霈生。他说他在颐和园看见过她，人长得漂亮不说，还对我有恩惠，我没有理由逃避。我请求他陪我一起前往蟾宫电影院，我再给他买一张电影票，以为我壮胆。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俩出现在她面前的情景，她蛾眉高挑生气地说：“票是事先买好的，现在没有票了，你们俩进去看电影吧，我家里还有事。”说罢，她转身走了。我的一场“糊涂梦”到此收场。后来听说在北平解放前夕，她随父母去了台湾。

　　岁月如白驹过隙，一晃六十多年过去了，我和谭霈生都已白了头。当我俩通电话时，我还不忘提及此事。

　　我说：“你没忘记我的那场‘糊涂梦’吧？”他答：“怎么可能忘记呢？不怨天，也不怨地，怨我们在童真年代不懂爱情。我去了，真的充当了电流的‘绝缘体’，欠下了人家的一片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