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宇宽

　　

　　一位朋友前几天见过蒯大富，跟我说：“我真的很受不了那哥们儿！你知道吗，他在饭桌上一开口就是：‘兄弟我当年被毛主席接见的时候（此处省略三千字）……’”

　　其实我能理解蒯大富，毕竟这世上没有多少人能够走出人生最巅峰的记忆。在不经意间流露出让人艳羡的记忆，比任何奢侈品更能让对方感受到可望而不可及的绝望，难怪钱钟书笔下的妙人总爱说：“兄弟我在英国的时候……”

　　不过这种现象眼下有了改变，比如北京大学一位我很尊敬的著名教授，他在各种场合作报告，好像是在开忆苦思甜会，从来不提“兄弟我在英国的时候”，开口总要从“兄弟我当年在陕西农村种地”说起。

　　记得上个世纪末，社会风气不是这样，那时候站在大学讲台上的，一开口都得是“兄弟我在牛津的时候”，不然根本镇不住场子。为什么这些年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布迪厄对于文化资本的分析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他有一本书叫《区隔：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其中讲到各个社会阶层如何依靠不同的文化符号，来标志自己的地位，并和其他阶层区分开来。

　　刚刚改革开放时，任何“海归”都沾了西方文化资本的光。现在，大学里的不少年轻讲师都抱怨自己没有赶上好时候，搁十年前，哪怕是在国外的二流大学读个硕士回来，也能很轻松地被当作人才引进。等教授多了，评教授的标准就高了，不但得是欧美名牌大学的博士，还得从讲师开始一年年地苦熬。

　　今天中国大学里排在最顶端的学者，和其他野心勃勃的尾随者区分开来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另一套让别人无法模仿的话语体系。在新来的这帮“海归”面前，显摆“兄弟我在英国（美国）的时候”不管用，于是文化符号的游戏规则就变了。

　　这并不是说只在教授中有这种现象，所谓社会科学，就是你要认识到社会是有客观规律的，人就像白老鼠一样在规律中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