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5月4日,大川周明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出现在法庭上,他前一天打了东条英机的脑袋。上午八点半,大法官威廉·韦布在议事厅内考虑了一下,同意大川周明的辩护律师清濑一郎和主辩护律师贝弗利·科尔曼上尉的请求,让他接受是否具有出庭能力的检查。
大川周明和其他被告一起被送回巢鸭监狱。路上,他说,晰而准确地描述自己的生平。当谈到精神健康时,大川周明有点生气。他承认他拥有某种奇异的力量,比如吻一下就能杀死一个人,他说他用这种方法杀死了两个中国人,但还得杀害几百人,才能检验这一机制的有效性。
祖父问大川周明是否有幻觉。“是启示。”大川周明回答。祖父问他为什么要在法庭上打东条英机,他说他想杀死东条他在东京一间艺伎馆预订了餐桌,邀请大家和他一起去。那天晚些时候,他住进了三六一驻地医院的精神科病房。在病房里,他把烟灰弹得到处都是,对护士颐指气使。不过到了夜晚,他睡得很好。
几天后,祖父到检查室时发现大川周明已经在等着了,他们两个人的形象构成了奇怪的画面:一个是高瘦邋遢的59英机,因为他深爱着东条英机,想保护东条英机的家人免受审判的羞辱。
他在演戏?或是在扮演精神疾病患者?祖父如此自问。
之后祖父开始给他做身体检查,第一项重大异常是在反射检查时发现的。祖父用小锤子敲了敲他的两腿膝盖反射区,他踢了一脚,但反应很弱。祖父想到了一个可能,接着检查大川周明的眼睛,猜测变成确定的结岁的日本人,戴着厚厚的眼镜;另一个是比他矮了很多的31岁的美国人,穿着笔挺的制服。大川周明热情地和他打招呼,说他“快乐似神仙”。
很明显,是“欣快症”的症状。祖父一开始就注意到了这一点,把它写进了正式报告中。
大川周明稍微平静下来后,祖父问起他的个人经历。他清论——性病,那些可笑的幻想或是风趣的洞见都可能来自于性病。化验结果证实了祖父的猜想,大川周明的脑部受到梅毒感染。
有人悄悄议论大川周明是在装病,这让祖父有所怀疑,但祖父相信自己的专业经验。辩方的内村医生和祖父得出相同的结论,一致认为大川周明没有能力出庭。大川周明被送到医院接受治疗。1946年末,大川周明的神志恢复了清醒,十月,他写了一份500页的手稿,主题是统一全世界的宗教。
大川周明继续住在精神病院中,他靠翻译来打发时间。1948年做结案陈词时,辩方多次提到他的病,企图全盘否定控方的指责。
1948年11月,距最初开庭大约两年前,东京审判结束。尽管大川周明没有出庭,判决依然将他置于整块阴谋的核心位置。
东京审判结束时,大川周明逃脱了,最有可能是因为人们已经对战后的正义厌倦了。
1948年12月25日,七名被判处死刑的战犯在巢鸭监狱外被绞死,大川周明躺在精神病院的病床上思考着他们的命运,他几个星期前把《古兰经》翻译完了。
战后美国人一直抱着一个想法:公正地审判,然后处死。祖父的思路和他们不同,或许他简单地把临床上的发疯等同于没有能力出庭。或许他是用理智来判断,或许他回想起他的母亲因为发疯而摆脱谋杀的指控,他明白他的存在即是为了证明疯狂和罪孽不是一回事,然后得出结论:病人应该接受治疗,而非遭受惩罚——无论是多么打击我们对于正义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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