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长我十八岁,这于兄弟间是一个很远的距离。
我两岁时,脖子上得了一种叫瘰疬的疾患。那时大哥是高等师范的学生,就要投笔从戎做一名职业革命家,临行前发现了我这个正给家中带来累赘的男孩,于是决定为家中“除患”。
大哥确实接触过现代医学,也号召用西药代替中药,但他从未拿过手术刀。我不记得他是怎样把疯狂反抗的我制服的,只记得在日后的岁月里,他给我留下的灾难有多么沉重:我三岁了,脖子整天歪向一边,不愈合的刀口令我日夜疼痛难忍。
日后听他叙述,在战争年代,他一旦闲下来,便会想起我的脖子,而且总觉得我凶多吉少。
经过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大哥回家探亲时,我才和大哥“正式”见面。这个陌生的大哥个子不高,面颊消瘦,长着茂密的胡子。无视家人对他的迎接,大哥首先奔向了我。他盯住我的脖子左看右看:“总算长好了,真是危险。”
或许是大哥在我脖子上留过歉意的缘故,他终生对我牵挂有加,我也是因了受大哥的牵挂而感动,在所有家人中和大哥交流最多。因为他早年的意识超前,且涉猎广泛,在我进入艺术行当之后,大哥和我谈艺术论文学时就更加自然。我越来越觉得大哥并非只是一个粗人,在灵魂深处,他是个富有爱心的 “细人”,细中还常带着几分软弱。
我约几名朋友去大哥家中画画,大哥连班都不上了,还用他的特供“富强粉”亲自动手为我们包饺子。我同他看了一出话剧,他约我一同为那出戏写了一篇文章。后来这篇文章发表,我们兄弟得了十八元稿费。
我为整天忙于此道的大哥而兴奋,也为他而担心——这是一个不务正业的领导同志吧。果然,不久“文革”袭来,大哥遭受了极其残酷的命运。
十年浩劫过后,我们再次相见时,他已是一个满头白发、面无表情、蹒跚的老者,且有多种疾病缠身,可他还是像普通劳动者一样努力做着手上的事。
这次我专程来看大哥,和他相处的日子较长。一天,大哥凝望着窗外的梧桐树对我说,他曾写了一首诗,诗是专为我而作的。我无比感动,但不知道说些什么。再者,功与过还用得着我去评说吗?30年来的一切,在他的记忆中逐渐模糊起来,唯独故园与我脖子上的那一刀越来越清晰。他说,这几年他总是在做同一个梦——为我开刀,他说在梦中的我当场就死在他的刀下。每次他都是在一阵恐惧中惊醒。我说:“梦都是反的,我现在不是活得很好吗?”他问我:“你学过解剖学,那块肌肉叫什么肌?”我说:“胸锁乳突肌。”他说:“给人动刀,连那块肌肉叫什么都不知道,也太大胆了。”
我本想跟大哥和诗一首,也因为我在大哥面前一向太幼稚吧,我想了些似是而非的句子,最终还是放弃了自己的打算。虽然那时已是严冬过后的春天,“动乱”的十年已成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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