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在最美的时光里,遇见最好的爱情》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图/廖新生)
1939年,郁达夫在香港的《大风》旬刊上发表著名的《毁家诗纪》,其中有详细注释的十九首诗和一首词,公开披露了他与王映霞之间的情感恩怨,并将王映霞比作“逃妾”。
此举太过不近人情,等于公开和妻子撕破了脸,连好友郭沫若都评价说:“达夫以他们的纠纷作了一些诗词,发表在香港的某杂志上。那些诗词有好些可以称为绝唱,但我们设身处地替王映霞着想,那实在是令人难堪的事。自我暴露,在达夫仿佛成为一种病态,说不定还要发挥他文学的想象力,构造出一些莫须有的家丑。他实在是超越了限度,暴露自己可以,为什么还要暴露自己所爱的人?”
王映霞气愤至极,以《一封长信的开始》和《请看事实》在报纸上公开回应,否认与许绍棣的关系,并竭力攻击郁达夫,说他的心是“蒙了人皮的兽心”。
都说分手不要出恶语,但又有几个人能做到呢?郁达夫和王映霞也只不过是两个自私的人,在这场公开对骂中,展现出了生而为人最自私和最丑陋的一面。
令人叹息的是,即使最后落到了协议离婚的地步,他们心中仍然依恋彼此。
王映霞回忆说:“我离开郁达夫,拎了一只小箱子走出了那幢房子。郁达夫也不送我出来,我知道他面子上还是放不下来。我真是一步三回头。当时,我虽然怨他和恨他,但对他的感情仍割不断……”
她走后,郁达夫曾写诗寄给她,说“愁听灯前儿辈语,阿娘真个几时归”。
这一次,孩子们的“阿娘”不会回来了,郁达夫彻底失去了他的佳人。之后,郁达夫留在星岛,年仅四十九岁就被暗杀。王映霞则另嫁他人,一直活到九十多岁。
对于生命中的两个男人,王映霞在自传中做了一个比较中肯的评价:“如果没有前一个他(郁达夫),也许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没有人会对我的生活感兴趣;如果没有后一个他(钟贤道),我的后半生也许仍漂泊不定。历史长河的流逝淌平了我心头的爱和恨,留下的只有深深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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