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光村的北门口,天长地久似的住着一对卖杭州小笼包的老夫妇。据说,他们用卖小笼包的钱,给儿子在老家的县城里买了房,又娶了媳妇。除了过年,他们一年到头都待在北京,好像这里才是他们的家。但他们从未眷恋过明光村。他们的脸上,总带着一种随时都可能离开另起炉灶的漂泊感,跟所有来吃小笼包的顾客都有着陌生过客的疏离。他们的小笼包非常正宗,我吃过一次,就上了瘾,隔一天不吃,便很是想念。他们的米线和馄饨,也非常美味,就连桌上的一小碟咸菜,也不知为何,总觉得比别家的更清香一些。
我每次吃小笼包,都会要上几瓣大蒜。我和老板娘说时,她从来不会像别家那样,响亮地回一句“来喽”,她只装作没听见一样,转身进屋,也不知在小而拥挤的店铺的哪个角落,寻到了一头大蒜,外皮早已干透了,轻轻一搓,就窸窸窣窣地掉了下来。她将大蒜放到我的面前,依然一句话也没有,便忙去了。
有时候,我会忍不住对他们的冷淡态度生气,发誓以后再也不去吃了。可没过两天,我路过时,又忍不住被小笼包鲜美的味道撩拨着,挪不动腿。想想,初夏的傍晚,坐在大槐树下,被清凉的晚风吹着,蘸醋吃着小笼包,这跟乡下的人,蹲在村口老槐树下,呼噜呼噜地吃一碗面条,有什么区别呢?不外乎一个是蹲着,看地上的蚂蚁抢剩饭吃,一个则悠闲地坐在板凳上,看风中来来往往的路人。
所以,我跟自己置气没两天,又灰溜溜地走到他们的小吃摊上,自己抽出廉价的餐巾纸,擦了擦落了鸟粪的板凳,假装从未发生过什么似的,叫一声:“老板,来一碗米线,外加半份小笼包。”
老板娘的态度依旧冷淡,好像没有听见我说的话,连一个“哦”字也没有。但我知道不用催促,不超过五分钟,她或她的男人,自会将我所需,准确无误地放到我的面前。
在吃到额头上浸出细密汗珠的时候,对老板娘的埋怨,便随着汗水从体内全部蒸发,又被餐巾纸擦过后,丢进了大树下的垃圾桶里。就像他们从未记得我是谁一样,我也因为这样家常质朴的美味,在那一刻,原谅了他们的冷淡。
每天进进出出,我从未见过老夫妇的儿子来过。在北京,有多少一年都不会见面的夫妇或者家庭呢?他们所有的打拼,都是为了年底的那一场狂欢。但像小笼包夫妇这样的,其实狂欢也没有多少吧。他们如此沉默寡言,好像每日奔波的蚂蚁,在这个世间所有生存的意义,就是为了忙碌。
夏天的蜗牛已不知去向,只留下干枯的外壳,跟知了一起,挂在粗糙的石灰墙上。如果不是明光村周围汽车鸣笛的声音传来,这样闲坐在窗前,看树叶飘落的时光,与古寺闲听钟声的静寂,没有什么区别。
于是,我对同住一室的秋子说:“等我老了,就搬去尼姑庵住,每天都是月落乌啼霜满天的美好自然,比做学术好多了。”
秋子笑着说:“不过我倒觉得,真正的隐士,都是在闹市里能够心中有静的人。比如……”
“比如明光村门口,那一对卖小笼包的夫妇。”我抢先一步脱口而出。
说完了,两个人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一片落叶,永远也惊不醒一只向上攀爬的蜗牛。尤其,是世间安静不语却心怀笃定的蜗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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