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丰

　　

　　在现场听了罗大佑的演唱会，当60岁的罗大佑站在台上，再次提醒听众时间这条河流存在的意义时，我想起上世纪90年代读高中时第一次听罗大佑时的情景，有一位同学神神秘秘地把我带到出租房里，用劣质随身听给我放磁带，“这就是《恋曲1990》，听一下这歌词，写得多好。”

　　那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在豫东一个落后的小县城的学校，两个人一起听歌，被罗大佑感动着。他是追星族，而我不是。他摇头晃脑地跟着随身听唱歌，我还要赶紧回到教室去复习功课。我的成绩比他好很多，没有资格花太多时间在这些没用的东西上面。

　　那时候，班里有好几个文艺爱好者。除了唱歌，还有喜欢书法的同学。我曾经的同桌，每天上课都在练习硬笔书法，业余则写毛笔字。他有时候会写一幅字给我，上面还有他的印章。但是，和罗大佑的歌迷一样，这位书法爱好者的成绩也很差。

　　很早我就知道，音乐和书法都是很奢侈的事情。读初中的时候，班里就有同学能够模仿刘德华和郭富城唱歌，也有人能用笛子吹出忧伤的曲子，或者是模仿驴的叫声，引起附近村庄真正的驴发声呼应。但是，他们都没能考上高中，最终去了哪里也没人知道。有了这个经验，在我读高中的时候，对唱歌、打台球这些事情，都是敬而远之。

　　当我看到年轻人在城市街头卖唱的时候，感叹现在真是一个好时代。那些在中学热爱文艺的乡村青年，就缺少这样的舞台。等从学校毕业，无法考上大学，他们也只能选择到大城市打工。多读几年书并不能帮助他们，甚至相反，会有很多人投以嘲笑的目光:你浪费了多少时间啊！他们充满警惕，不会在深夜唱歌，笛子也藏了起来，要等很多年以后，才会不经意间给子女讲起自己年少时的梦想，偶尔吹上一曲，结束了也会补充一句：“这些没用，要好好学习啊！”

　　农村的文艺青年是真正的多余人。田园风光或许比高楼大厦更接近艺术，但是在农民朋友的心中，一切没用的东西都是可疑的，甚至是可恨的。最初，人们以能否成为庄稼好手来评判，后来以从外面带回来多少钱来判断一个人是否能干。但是，人一旦喜欢上这些“无用”而美好的东西，就很难戒除，有时候，恰恰是这些无用的事物，帮助人们度过艰难的时光。

　　电影《破门》讲述的就是一个有关“无用”的真实故事。一个四川乡村教师，在学校教孩子踢足球。很多小球员都是留守儿童，踢足球带来的身心愉悦，让他们暂时从和父母分离的痛苦中解脱出来。很多年过去，学生一茬又一茬地毕业，这个乡村学校的足球队，在全国中小学五人制足球比赛中拿过很多奖杯。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人能够成为职业球员，就更不用说进入真正的国家队了。这些孩子如果将来考不上大学，会和同龄人一起到外地打工。

　　男主角不是专业演员，他就是一位体育老师，来“演”自己的故事。他说，有时候会想到这个问题:既然没有一个孩子将来能够成为职业球员，那教孩子踢球，到底有什么意义?或者足球对这些孩子到底意味着什么?他的答案是:“就是这些没用的东西救了我。”是音乐和足球，伴他走过最艰难的时光。很多时候，踢球对孩子也一样，在运动中，他们变得开心起来，并且最终成为他们自己。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理解了那些乡村文艺青年。因为接触了文艺，他们的人生多了一个维度。如果他能坚持自己的爱好，这爱好就一定是有价值的。在写字的时候，他们是在向内寻求意义，而不是向世界索取什么东西。

　　（朱权利摘自《新华每日电讯报》2018年5月25日 图/ 李倩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