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在监狱
◎ 李菁
母亲被抓走的时候已经怀了我。我是1950年10月20 日在监狱里出生的。那里并不是一般的监狱,关所谓“自己人”,就是情报局自己施“家法”的地方,里面关的都是一些大人物,比如蔡孝乾、吴石等所谓的“大匪谍”。
母亲临盆时,狱方只是把她带到牢房附近的一个小空屋。他们从外边找来一个护士为她接生,接生的医疗工具很简单,护士的态度又不好。母亲生下我之后,护士为她缝合伤口时也不打麻药,母亲痛得难以忍受。
我好奇的是,对政治没有一点概念的母亲怎么会被控为“匪谍”?父亲后来告诉我,1948年,《新闻天地》杂志社的一个记者来长春,说是要采访国军装备情况,实际上是要求父亲给一笔跑路费。当时长春被围,情况恶化,父亲没有答应,那位记者生气地走了。国民党失去长春以后,这个刊物发了那个记者写的文章,说长春之所以沦陷,是因为母亲给父亲打了一剂毒针,导致他患了伤寒而卧床不起,最后不得不投降。台湾的一些书,包括当时在五六十年代钦定的《大陆是如何失去的》,竟也引用这篇报道,说是母亲拿了一剂毒针给父亲打下去,威胁他:“你现在要替人民立功。”认为母亲是共产党使用的美人计主角,“匪谍”埋伏在他身旁。母亲在判决书上的罪名是“知匪不报”,那时候在台湾是一个很重的罪名。
原本他们是想把我们一直关在这里的。关到第七年的时候,母亲抗议说:“孩子该读书了。”这样才开了一个庭,把我们放了。我被关了七年两个月。
(摘自《沙盘上的命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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