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古咏史诗研究对象涵盖极广，内容深刻，题材富赡，其中对儒家思想影响下的士“遇”与“不遇”主题的抒写在这一时期占有相当比重，诗人通过对建功立业者、怀才不遇者的歌咏，体现了中古咏史诗在诗歌题材方面的开拓。
关键词：中古;咏史诗;士遇;主题
本文以中古时期的咏史诗作为研究对象，所谓“中古”，采用王瑶先生的说法，所讨论断代时限“起于汉末，讫于梁陈，大略相当于旧日所谓八代的范围”。[1]中古咏史诗在内容上主要是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歌咏，其中对士“遇”与“不遇”主题的抒写占很大比重，也体现出这一时期咏史诗内容题材上有所拓展。
一、对建功立业者的歌咏
历史在与政治的紧密交错中不断向前发展，任何一个朝代的更迭，都有许多建功立业者得以名垂青史。他们的事迹构成了当时的历史，成为众人景仰的英雄，值得人们去歌赞颂扬。大动乱的现实给了诗人们以强大的刺激和感动，因此在咏史诗创作上亦具有不同以往的特色。诗人关注现实生活，将目光投射到古代的圣贤帝王，将自己的雄心壮志与抱负理想寄托于那些千古留名的英雄，使得这一时期的咏史诗在某一层面上具有了浓厚的英雄色彩和情结。这里有对统治者即帝王的歌咏，也有对贤相名将的赞叹。
1.对圣贤帝王的歌咏。
在古代帝王中，周文王一直是后世国君一生追奉的楷模，对他美德的赞颂亦历久不衰，曹操可谓其中的代表。魏武帝曹操生当乱世，有着自己的一份理想和政治抱负，同时也有实现这份抱负的勇气和谋略，可算是一位真正的英雄豪杰。他在《短歌行·周西伯昌》中盛赞周文王、齐桓公、晋文公的德行，表示要像他们那样“以大事小”，“奉侍周室”。颂扬周文王：“周西伯昌，懷此圣德。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修奉贡献，臣节不坠。”被孔子赞为“逮及德行，犹奉事殷，论叙其美”。称颂齐桓公则是“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一匡天下，不以兵车。正而不谲，其德传称”。而对于晋文公则是于赞叹中有所指责，赞其“躬奉天王”，“威服诸侯，师之者尊”，既赞之后，又指其“河阳之会，诈称周王”，因此众议纷纭，有损其声名。而其《善哉行》其一是歌咏古事，他赞扬奠定周朝基业的古公亶父和让国的太伯、仲雍、伯夷、叔齐，以表明自己尊奉汉室和谦让的政治态度。对周宣王、齐桓公后来不能用贤，造成身亡政乱的教训，则引为鉴戒。对晏婴的守正不屈，加以赞美，表现了他平乱安邦的政治抱负。
曹植上承父业，仍然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第一理想，以实现自我价值。他企慕圣贤，特别是周文王。他在《豫章行》二首中，对周公礼贤下士的高尚节操赞叹不已，“周公下白屋，天下称其贤”。不仅如此，对同样有贤德的子臧、季札“让千乘”的礼让风范也是深表欣赏。
2.对贤相名将的歌咏。
在建功立业之人中，帝王是第一等的，因此对其进行歌咏也成为天经地义之事。然而，如果没有贤相的精诚辅佐，将士的奋勇搏杀，帝王要想成就霸业也就如失去左膀右臂一般毫无行为能力，因此对其贤相名将的歌咏也成为诗人关注的焦点。
此中最为有名的当属虞羲《咏霍将军北伐》一诗。霍去病，西汉名将，初从卫青击匈奴，屡立战功，封冠军侯，为骠骑将军，对安定边界做出卓越贡献。此诗咏霍将军北伐，与齐梁之际南北对峙的形势有关。诗人借歌咏霍去病击败匈奴事，抒发了为国建功立业的豪情，尽管凭借当时南方政权的国力希冀北伐成功并非易事，但诗歌所表现的进取精神，在那个时代却是难能可贵的。霍将军曾多次与匈奴接战，长驱二千余里，击败左贤王，封狼居胥山，禅姑衍，临翰海，建功而还。诗歌以叙事笔法给读者呈现了一幅激昂发扬的战争画面：霍将军仗节拥旄，肩负国家重托，率部北伐，远出长城。从容不迫地指挥作战，勇士良将，无一不奋勇争先;兵法阵法，出奇制胜。全诗以“拥旄为汉将，汗马出长城”开篇，以“当令麟阁上，千载有雄名”两句振起作结，情调慷慨激昂，高亢有力。清人陈祚明云：“高壮开唐人之先，已稍洗尔时纤卑习气矣。”[2]沈德潜评此诗曰：“不为纤靡之习所困，居然杰作。”[3]都较准确地指出它与齐梁之际众作不同之处在于高壮有气势。的确，齐梁间诗坛上能结合时事，寄予作者高怀壮志、昂奋激发人心的诗作并不多见。
同样蔺相如的事迹也早有流传，自司马迁的《史记》将其事迹展现于史籍之后，后人想到的建功立业者中就有蔺相如的一席之地了。他的历史事迹可以说是由无名到有名的一个命运上升的例子，卢谌《览古》一诗重新将这一形象付诸歌咏。全诗继承《诗经》的叙述型笔法，以较长篇幅将蔺相如完璧归赵、渑池相会、忍让廉颇之事娓娓道来，将一个有勇有谋的英雄表现得淋漓尽致。
不独霍去病、蔺相如，历史上其他有过赫赫战功的名将亦受诗人瞩目，左思《咏史》赞颂三国时的梁习为“梁习持魏郎，秦兵不敢出”;战国时赵国名将李牧为“李牧为赵将，疆场得清谧”。袁宏《咏史诗》其一对陆贾胜利完成出使任务的事迹作了歌颂：“陆贾厌解纷，时与酒梼杌。婉转将相门，一言和平勃。”萧璟《贫士》诗亦对班超投笔从戎、娄敬脱挽轭，最后成就功业的壮志雄心有所追慕。
二、对怀才不遇者的歌咏
在政治史上，魏晋是一个混乱的时代，一方面结束了汉帝国的统一，一方面又开启了以后南北朝更长久的分裂。从魏世开始实行的九品中正制与门阀势力结下了不解之缘，高门贵族以各方面绝对的优势操纵着整个仕途和社会，所以特别重视流品，陵忽寒素。寒门低族出身之人，即便才能超越，勋劳卓著，也不能和世族右姓交游并列。华素之隔，邈若天渊。一些有为之士在门阀世族的排挤之下而普遍有了一种怀才不遇之感。
诗人屈原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将自己的切身感受用《离骚》等诗歌广泛而深沉地作了表达，从屈原开始，“自伤不遇”这一恒久主题在他这里被初步确立。其《离骚》反复咏叹：“曾欷歔余郁邑兮，哀朕时之不当”，“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与此终古”。从此，中国文学史上，怀才不遇的主题日益突出和普遍。司马迁有《悲士不遇赋》，贾谊有《士不遇赋》，至魏晋六朝，激荡不安的社会现实，统治者的荒淫昏庸，使得许多有志于投报明主，渴望建功立业成为泡影，也戕害了有志之士的热情。他们借助缅怀古人，寄托怀抱，抒发坎壈不平之气，怀才不遇之慨。因此，“怀才不遇”，便成为中古文士的普遍心情也成为咏史诗中重要的主题之一。
诗人强烈的用世之心，在魏晋六朝的政治环境中更加表露无遗，左思早年的政治抱负和生活理想，更明确地反映在《咏史》组诗中。在第一首中，他自认才华出众，不仅“著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具有可与贾谊、司马相如比肩的文才，而且 “虽非甲胄士，畴昔览穰苴”，熟谙兵法，理所当然地企望在统一中国的征战中有所作为。他曾为权贵贾谧讲《汉书》，参与“二十四友”之游，但始终不得重用，官止秘书郎。《咏史》（其二）以涧底松来比喻怀才不遇的寒士，以山上苗来比喻凭借门阀世代卿相的士族，“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正是左思本人倍受压抑的一生的写照。在《咏史》之七中，他借咏主父偃、朱买臣、陈平、司马相如等人，写到：“英雄有迍邅，由来自古昔。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这沉雄凝炼的诗句，倾诉了他怀才不遇的愤慨。此外，他还赞美寂寞著书的扬雄：“言论准宣尼，辞赋拟相如。悠悠百世后，英名擅八区。”（《咏史》其四）立功且不可能，于是他著意于篇籍了。仿《论语》而为《法言》，拟辞赋而式司马相如弘丽之词。悠悠百代之后，现实的赫赫王侯灰飞烟灭，而寂寂扬子之英明则妙擅于八区。这当中不正有着一种对自我才能的充分信心？又不正有着一种对于现世那些纡青托紫、朱丹其毂的权势者的鄙薄？在垂名久远的憧憬之中，诗人平静了一颗因受挫而激愤的心灵。
对中国文人来说，“学而优则仕”是一种特定的自我价值观与人们普遍的价值取向。人生的最终价值、最高理想就在于走上仕途，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人生的惟一道路。但基于环境的现实性和不易掌握，似乎注定了文人士子这份自我实现的需要只能是被压抑，而无法获得全面的满足。于是尽管时代在变，生不逢时，壮志难酬的感慨，却在一直不断地上演着，更加映照了历史的无情。鲍照的《蜀四贤咏》：
渤渚水浴凫，舂山玉抵鹊。皇汉方盛明，群龙满阶阁。君平因世闲，得还守寂寞。闭帘注道德，开封述天爵。相如达生旨，能屯复能跃。陵令无人事，毫墨时洒落。褒气有逸伦，雅缋信炳博。如令圣纳贤，金珰易羁络。良遮神明游，岂伊覃思作。玄经不期赏，虫篆散忧乐。首路或参差，投驾均远托。身表既非我，生内任丰薄。
此诗叙写了严君平、司马相如、王褒、扬雄等四人博雅有文才却不被重用之无奈。诗歌所传达出来的基调正与诗人之心境暗合。钟嵘曾经这样充满同情地评论过鲍照：“嗟其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4]“才秀人微”四个字，是对鲍照一生的最为简洁的概括，它蕴涵着才能与身世、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深刻的悲剧性矛盾。此诗不似左思《咏史》那样表现了一种对当时社会现实的高度激愤和轻蔑，而是有着更多的压抑和下层士人的艰辛，也有着更多的希企，甚至还有着不少的乞怜和与之相伴的孤独感。他对君平情有独钟，面对“仕子彯华缨，游客竦轻辔。明星晨未稀，轩盖已云至。宾御纷飒沓，鞍马光照地”（鲍照《咏史》）的身外繁华，却是“君平独寂寞，身世两相弃”，让人体味到诗人的失意与哀伤。
不独鲍照，北魏的常景也有同样的感受，诗人出身寒微，积岁不至显官，于是像鲍照一样也想起了这四位皆有高才而无重位之士，乃作《赞四君》诗四首以赞之。诗中直写四人遭际，用意却在寄托不得志者的深沉感慨。诗人的悲哀，正在于人生的理想惟有通过君主的支持与知遇，方才得以实现。这种被动的依附关系，使背负着“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历史使命感的知识分子，在“上世”与“今世”权衡比较的历史反思中，呈现失落而无奈的处境。诗人在悲悼四伟古人不幸遭遇的同时，又何尝不是在悲悼自身命运？
于是，他们也追怀古代前贤，渴求知遇之恩。陈代祖孙登《赋得司马相如》在赞扬长卿之文采的同时，发出了“唯当有汉王，知怀封禅心”的心声。陈昭亦渴求能遇明主，“薛城觀旧迹，征马屡徘徊。盛德今何在，唯馀长夜台”（《聘齐经孟尝君墓》）。孟尝君以礼贤下士传诵众口，流誉后世。诗人怀才不遇，便在墓前徘徊，在凭吊这位历史上礼敬贤才的人物的同时，抒发了自己世无知音，有志难伸的深长感慨。
诚然，“士可遇”的现实可能性依然激励着士人去发扬先贤之精神。然而，“易时而处，失其所矣”的认识却是致命的，这使士在深层心理上存在着一种失落感，“士不遇”的主题就成了古典诗歌创作中的永久性主题。中国传统社会的现实性，使得个体的价值必须通过仕途、事功的建立方才得以实现，而仕途、事功的取得与否，又必须寄托在君王的是否支持，环环相扣，使得士的出处问题有其不能掌握的悲剧性存在。
综上所述，中古时期的咏史诗在歌咏士“遇”与“不遇”主题的关注上，大多是对古代前贤的仰慕钦羡之情的表露。透过文学作品的展现，可以读出文人的生命基调，与其内在心灵世界的喜怒哀乐。因此以上所举的中古咏史诗中，我们发现怀才不遇的主题，似乎已成了今古文士互为感遇的主要内涵。通过怜人而自怜的心理投射过程，不仅让诗人在过往的历史经验中寻得一丝慰藉，更能在诸般慰藉中使深沉的痛苦得到升华，这类主题所呈现的意义也正在于此。
参考文献：
[1]王瑶﹒中古文学史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4.
[2]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一、卷二十八[M].傅万堂清乾隆23年刻本.
[3]沈德潜.古诗源卷七[M].北京：中华书局，1963：323.
[4]陈延杰.诗品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47.
作者简介：刘静（1977-）女，河北定州人，河北经贸大文化与传播学院讲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刘伟（1977-），河北唐山人，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讲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本文系2017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课题编号：20170305011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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