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饶平如

　　君问归期

　　◎ 饶平如

　　1958年，我去劳教。我走后不久，出版社的人事科把美棠找去谈话，劝她与我“划清界限”，美棠没有理会。

　　当时，长子希曾只有9岁，生活开始变得艰难。美棠为了补贴家用，常找些临时工的活来做，甚至去附近自然博物馆的工地搬水泥。一袋水泥起码50斤重，她从此落下腰伤。

　　两地相隔，我和美棠从未中断过书信联系。

　　美棠因为常常腰痛，曾到医院去就诊。医生开了药，一贴要2元6角。美棠一算，这样一个月就要用12元多。哪儿来的钱呢？她就不再去看病了。

　　因为我的缘故，家庭“成分”差。美棠带着一家老小在上海，面对的困窘不仅仅是生活上的。美棠说，自己有一次因事去寻里弄干部范阿姨，找到她的时候，她正背向着她，美棠遂叫一声：“范阿姨！”就在她转过头来的瞬间，美棠见她原本满面春风的脸因余光见着是自己，瞬时变得冷若冰霜。

　　这些年来，美棠把家里的东西一点点变卖尽了。她本来有五对金手镯，是嫁妆，最终卖得只剩下最后一只。就要卖掉它的前一天晚上，她看着熟睡在身边的小红，心里难受。为人父母者永远想着要给儿女留下点什么，却终是什么也留不下来。她只能把手镯套在小红手腕上，让她戴着镯子睡了一晚，待到天亮再取下拿去卖了。

　　1969年，申曾和乐曾被分配去江西插队落户。这时家里值钱的只剩下一件羊皮袄子，可两个孩子插队急需置办日用品。美棠无计可施，只能把它也拿去当了。她从新北门一直跑到老西门，拣了间出价最高的当铺，得了60元。她的当票都存在一个铁盒子里，满满一盒，早已无力赎回。

　　我在安徽的头十年，都在治理淮河的工地上，劳动方式简单而原始。为了给脑袋找点事做，我把美棠寄来的英语书上的一些词句抄写在小纸条上，冬天把它放在口袋里，夏天把它放在草帽里，劳动间隙就拿出来诵读，可算是繁忙劳作中的小乐趣。

　　1979年开始，厂里开始流传起一些小道消息。比如原先户口在上海的人，只要家庭成员同意接收，便可以把户口迁回上海。但这样要冒风险：当时我们这些人在厂里已是正式工人，假如回了上海却不能落实政策，反而会让一家人的生活更困窘。

　　我与美棠、孩子们反反复复地商量、权衡，最终仍是决定离职回家。我提出自动离职的申请，签下“保证以后决不回齿轮厂”的保证书。美棠和孩子们早在几个月前就开始为我回家后的政策落实四处奔波——收集消息、写信上访、要求复查。

　　我终于在1979年11月16日回到上海，次日报上了户口。一周后，一家人去照相馆拍了一张全家福。

　　多年以后，美棠与我谈起1958年“划清界线”的事，她说：“你要是搞婚外情，我早就跟你离婚了……可你不是汉奸、卖国贼，不贪污腐化，不偷窃扒拿，你什么坏事都没做，我为什么要跟你离婚？”真好，在这动荡的年代，虽有22年分别，但我们未曾离散。

　　（摘自《平如美棠：我俩的故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