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舒芜/口述 许福芦/撰写

　　我的一次婚姻经历

　　◎ 舒芜/口述 许福芦/撰写

　　

　　1956年，全国展开《红楼梦》问题的大讨论。我们也跟着时势走，参加到讨论中去。

　　我讲《红楼梦》的时候，批判俞平伯的“钗黛合一”论是调和主义，大谈“钗黛”的矛盾，强调爱情要思想一致。听的人都能接受，我因此赢得了不少掌声。事实上，感情和婚姻都是复杂的，两个人仅仅是思想一致，未必能建立成功的婚姻。在这里，我可以顺便说一下我晚年的一次婚姻经历。

　　事情恰好可以追溯到我四处讲《红楼梦》的那个时期。

　　有一次，我在《中国青年报》社讲《红楼梦》。我讲完之后，听众中的一位女同志走到讲台前问：“方老师，你还认得我吗？”原来她是当年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教育系的学生，和我的妻子陈沅芷在学校时虽不同系，但彼此认识。于是，她介绍了她的丈夫与我相识。彼此叙谈起来，自然很高兴，从那以后，我们两家就经常来往。

　　我被打成右派后，她丝毫没有划清界线的意思，依然和我照常往来。我们彼此间有许多共同语言，思想观点比较一致。1961年，我“摘帽”以后，她还努力活动，想把我调到她任教的那所大学去教书，结果自然不成功。

　　“文革”前，他们夫妇被调到外地工作，我请他们吃饭，给他们送行。“文革”后期，我们恢复联系，经常通信。我由通信中得知她的丈夫有了第三者，他们感情破裂，她被调回四川老家去了。因为有那样的思想基础，加上互相联系，也感到对方不错，我们就办理了结婚手续。

　　结了婚，尽管她在四川、我在北京，两人基本上没有在一起生活过，可还是发现彼此有好多地方不合适。她是一个很好的人，热情、善良，可就是爱折腾，这恰恰同我相反。可见在婚姻中，思想观点一致是一回事，而性情合不合得来又是另外一回事。我们之间还有一些具体的问题，比如说是她调到北京来，还是我调到四川去。我们单位已经说好可以把她调到北京来，但她来了以后就必须退休。她不愿意，要我去四川。我也不想到四川去，这个矛盾没办法解决，最后我们只能离婚。

　　离婚离得很不愉快。我们在1984年结婚，婚姻关系只维持了两三年，接着就开始离婚了，中间拖了好长一段时间，直到1992年，我才拿到法院的判决书。接到邮寄来的判决书时，正好是我70岁生日的前几天，它成了一份特别的寿礼。

　　我的这段婚姻经历说明了上世纪50年代讲《红楼梦》时的恋爱观，光是强调思想一致是不够的，还要看性情合不合得来。“宝黛”结合，日子也未必能过下去。

　　（摘自《舒芜口述自传》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花瓣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