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老汉”
◎ 梁晓声
1977年,我被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编辑部工作。当年,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编辑部分为三个组。1983年,作为编辑的我从外稿组调到了组稿组,就是定向与较成熟的作家、编剧进行联络的组,“老汉”是我的副组长。两年后,“老汉”到了编剧组任副组长,不久我也调到了编剧组。我们的关系一直很好。
在北影,我自然萌生过创作电影剧本的念头,但很快便意识到,那是“难于上青天”的。北影几位资深的老编剧尚且屡屡失败,哪儿轮得上我呢?
于是在我们北影,“老汉”成为“梁晓声小说”之“改编专家”。我的小说要改编成电影剧本,几乎皆完成于“老汉”笔下。“老汉”改编我的小说之前,看得认真,想得也周到。我们那种原著和改编者之间的合作,默契到像是一个人的程度。通常我一听完他的改编想法,往往无须补充什么,提醒什么,只说:“好哇,老汉,就照你的想法改呗!”于是一两个星期,我便见到了改编剧本。字迹工整,几乎没有涂抹。读后,我只一句话:“满意,就这样了。”
我和“老汉”最成功的合作是《西郊一条街》的改编。那是我一篇2万字左右的短篇小说,我们共同将它构思成了30集的电视剧本。那时我已调至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工作,他已退休。他体恤我在时间和精力方面的不足,照例由他担任创作。我们讨论了四五个晚上,之后“老汉”仅用两个月的时间就创作出了初稿。那是专为郑晓龙导演创作的剧本,可由于当年城乡间的户口问题是敏感问题,被归在了不得触碰的禁区一类,所以当年没拍成。我因“老汉”的一番大辛苦付之东流,耿耿于怀了很久。
事实上与“老汉”合作,那过程不但默契到极致,而且还是一种友情的享受。
如今,哪儿还能指望能有这样的合作者呢?
(摘自《恰同学少年》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陈明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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