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小龄童

　　母亲恩情难忘

　　◎六小龄童

　　

　　父亲进了“牛棚”后，家中的经济非常窘迫。父亲每月只有15元钱工资，都寄回绍兴老家养姥姥了。大哥、大姐和二姐把微薄薪水中的大部分交到母亲手里。母亲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地打理着这个家。

　　为了增加收入，母亲带着我们糊信封，还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送到寄卖店去，卖了钱就买生活必需品回来。在寄卖东西的时候，母亲经常遇到这样的事情：她拿一件东西去街东头的寄卖行，店家出价三元，母亲觉得太便宜了，于是来到西头的寄卖行，店家却只出价两元五角。母亲说：“东头的店还出价三元呢。”店家板着脸说：“那你去东头卖吧。”母亲只得又回到东头，势利、精明的老板却只愿出价二元。母亲说：“你刚才不是出价三元吗？”店家斜着眼不屑地说：“你刚才怎么不卖呢？”

　　在那种情况下，母亲忍受着各种委屈，坚强地操持着这个家。无论多么困难，我从来没有看到她哭过。

　　“文革”结束后，父亲平反了，国家补了两万多元工资。这在当时真是一笔巨款，母亲把这些钱用于报答那些当年帮助过我们的亲戚和朋友。当年借给她三元五元，她就会给他们买一辆自行车或者买一块手表。这两万多元钱几乎让她报答完了。她认为情义无价，人应该知恩图报。

　　我的两个哥哥都因为练功太苦而早逝了，父亲因为演猴戏成了文艺黑线人物，所以母亲是不太支持我去学猴戏的。在绍兴的时候，有一年冬天下着大雪，天很冷，我知道母亲不忍心让我去练功。于是我把闹钟放在手边，一响，我醒了，马上就按了下去，然后一个人偷偷起来去练功。我当时以为母亲不知道，其实她是知道的。母亲心疼我，在我睡觉之后，偷偷将闹钟关了，我开始不知道，以为是自己睡觉的时候碰到按钮才关了的，后来才知道是怎么回事。之后，她再来关我的闹钟时，我装作睡觉不知道，等她走了，我再悄悄调回来，仍旧天不亮就出门去了。母亲看我这样，也没有办法。其实，那个时候母亲是含着眼泪看我离开家的。

　　（摘自《行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昵图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