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小斌

　　亲爱的笔友

　　◎徐小斌

　　

　　1986年的王朔

　　初识王朔是在《十月》召开的一次会上。参会的基本都是北京作家，我照例坐在最边角的位置上。会开完了准备吃饭的时候，一个穿一身军装的年轻男孩走过来，小声地问我：“你是徐小斌吗？”我说是。他又问：“是你写的《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吗？”我又说是。然后他笑了一下，他那个笑带着北京男孩特有的坏劲儿：“哎哟，哥们儿！我当时就想，中国还有人能写这个呢！”

　　一句话把我逗乐了，然后他像连珠炮似的侃开了，先是自我介绍说叫王朔，我立即想到了《空中小姐》。他有点害羞地说：“那个没什么，哥们儿正写一中篇呢，应该还成。”

　　他跟我边走边说，到了我的房间。那时住宾馆都是两人一间，我正好和北京市委宣传部文艺处的头儿陆莹住一屋。王朔有点儿“人来疯”，加上嘴皮子溜嗖，连珠妙语不断喷涌，逗得我和陆莹哈哈大笑。

　　此后王朔就开始大火了，我的一贯准则是宁可雪中送炭，不要锦上添花，朋友火了就得自觉离远点儿。

　　但应当说，王朔还是很讲朋友情义的。1993年我调到央视电视剧中心，头儿让我请苏童、余华、格非三人策划一部剧，没想到这三位先锋好手策划了一部拐卖儿童剧，又谨守诺言，坚决只策划不编剧，于是编剧重任就只能落在我的头上了。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写“命题作文”，痛苦不堪。最要命的是好不容易写完了，头儿突然说：“让电视台表现这种社会黑暗面，不合适！”

　　为难之时，我想到了王朔，便给他打了个电话，他问：“谁写的？”我说是我。他只说了一个字：“成！”后来，他三千一集买了我的本子。此剧后来在北京电视台长青藤剧场播出，叫《千里难寻》。

　　苏童：与生俱来的福气

　　不能不承认，苏童这家伙是个有大福气的人。

　　真正与苏童近距离接触是在2011年，我们同时接到美国纽约Asia协会的邀请去香港讲课。在香港机场，多年不见的我们一见面，苏童就像个孩子似的说“让我看看”，然后细细端详我一下，认真地说：“嗯，挺好的。”

　　我们在香港讲了两场，然后上路。过关的时候苏童似乎很紧张，于他而言，还很少有这样紧张的时候。

　　他说了曾经在美国过关被关小黑屋的事，我哈哈大笑：“难道他们怀疑你是拉登的堂弟？”他却严肃作答：“万一我过不去，你就自己过去吧？”活像临终嘱咐。我很仗义地说：“你要过不去，我当然也打道回府。”结果过关时我和赞助方一前一后把他夹中间，非常顺利地就过去了。

　　接下来的事儿更证明他有福，我们一行辗转到了纽约，余华已经在那儿等我们了。茶话会上，我们先是每人朗诵一小段自己的作品：苏童是《河岸》、余华是《十个词》，我朗读的是新译的英文版《敦煌遗梦》。我们三人聊到深夜，十分投契。

　　忽然，酒店服务生送来两瓶红酒——原来是苏童的代理快递过来的。余华揭发说：“不管到哪，苏童的代理都会给他送红酒。”

　　苏童得意洋洋地笑着，像多年前那样，把自己舒服地安放在椅子里——他永远都能从容不迫地写作、生活、赚钱、卖版权、被翻译、得奖，被一堆粉丝狂热地喜欢。

　　（周文燕 摘自《北京青年报》 图/刘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