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萨布瑞亚·田贝 肯 林琦珊/译

　　与六岁女孩的对话

　　◎[德]萨布瑞亚·田贝 肯 林琦珊/译

　　“你从生下来就看不见吗？”

　　飞往成都的飞机上，我坐在一位六岁女孩的旁边。

　　“凯莉！”她的母亲是位年轻的英国人，低声严厉地说：“你不能问这样的问题。”

　　当然她可以这么问，甚至我还很高兴她这么问。

　　我不顾那位母亲的反对，答道：“在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的父母发现我有视觉障碍。可那时候我能看到的还比今天多得多。”

　　“然后呢？”

　　“一直到12岁时，我还能认出人的脸和景观……我也能看见颜色，而且经常画画。”

　　一直到今天，颜色对我而言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的父母遵循医生的建议，尽可能延长教导我辨识色彩的学习时间。色彩几乎是我唯一真正能看见的东西，我利用它们来辨识方向，譬如骑脚踏车的时候，绿色的线条或深灰色的阴影就是柏油路上人行道的边缘。

　　更重要的是，颜色对我来说同时也是记忆的辅助。从我能思考以来，我便将数字和词汇用颜色来归类，例如：四是金黄色，五是浅绿色，九是西红柿红。这让我在记住电话号码或写数学作业时容易了许多。星期和月份同样也有颜色，另外还加上几何构图，就像依照一个“切开的圆形蛋糕”来归类。

　　“那现在你看得见什么？”凯莉想要知道。

　　“一位眼科医生可能会说我什么都看不到，是在我的幻想和梦里，我却看到更多的东西——许多颜色的景观，甚至脸孔。”

　　“你会因为不能真的看见而难过吗？”

　　我想了一下，还没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我想，当我小的时候，我常常非常迷惑，经常大叫，但是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不过，我不认为我会因为无法真的看见而难过。只有当我觉得别人并不想真正了解我的时候，才会失望。他们要不就是觉得我不能正常地看，如果同时我又无法正确地反应，他们就会生气，再不然就是觉得我很难了解什么事，只因为我是个盲人。我的朋友、哥哥或是父母在我身边的时候，他们常常不直接和我说话，而是问我身边的人关于我的事。‘她要一颗糖吗？这鞋子适合她穿吗？’”

　　凯莉笑了起来：“但是你只是瞎了，又不是聋了！你还会说话啊！”

　　（摘自《人生不需要走直线》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亓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