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超

　　用生命守护清华

　　◎ 刘超

　　

　　梅贻琦在清华极受器重，他是少壮派教授的核心，而其他成员，比如叶企孙、陈岱孙、金岳霖、陈达都是他的弟子。后来罗家伦当校长，梅贻琦便离开了清华。再后来，一任任校长走马灯似的都走了，而梅贻琦又回来了。这次，他是被无数清华人衷心请回来做校长。

　　在名流云集的清华，要出任校长绝非易事。那时政局动荡、学潮频发，校长与教授、学生的关系比较复杂，学生驱赶校长或校长解聘教授的现象时有发生。清华是教授治校的典范，梅贻琦继承了这个传统，他一上任就宣称：“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

　　梅贻琦敏于行而慎于言。他说话非常少，而且非常慢。有人把他的口头禅整理成了顺口溜“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云云。当然，这是笑话，调侃而已。

　　1948年，面临新的历史抉择，北方的一个个大人物皆南下，梅贻琦的去留为众人所瞩目。他的夫人韩咏华时常看到丈夫为清华的校务东奔西跑，可是看不出来他去留的迹象。舍不得他的人实在太多，清华学生在民主墙上专门出了极为恳切地挽留校长的壁报，同学们甚至组织队伍到校长住处齐呼口号以挽留校长。地下党组织也向梅贻琦捎话：“你不要走，我们了解你，希望你留下来。”他的南开校友周恩来更是公开说：“像梅先生这样的人可以留下来，他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人民的事。”

　　1948年12月，噼里啪啦的枪声传到海甸（现为海淀），清华停课了。梅贻琦正进城弄钱，想让师生撑过这段艰难的岁月。他拿了钱坐车到西直门时，那里门已关了。清华有个特别通行证，平时只要有这个证任何时候都可以过西直门，但那一天通行证失效了，梅贻琦只好留在城里。胡适也在城里，他跟梅贻琦说：“你还是别回去了，一起走吧！”几日后，诸事安排妥当，梅贻琦才预备南飞。飞机停在南苑机场，他还在犹豫。终于，只剩最后一班飞机了，他提着一架打字机，拿着两本书登了机。

　　寓居海外时，梅贻琦非常关注祖国的动态。他先在欧洲，后又到法国，手握巨额清华基金，自己却过得极其清贫。他一如既往地为清华订了许多学术刊物，但收到这些刊物后，他拆了装，装了拆，就是不知道还能不能把它们送到那些真正需要它们的清华师生手中。他一直在异邦遥望京城，犹豫着是否要再回来。最终没有等到召唤，他就在祖国的宝岛台湾建了一所大学，也叫清华。

　　晚年的梅贻琦身体不佳，住他对门病房的胡适劝他要记得写遗嘱，公事、私事都应该写。可是梅贻琦不爱听，也不愿写。

　　梅贻琦长眠后，他的秘书立即把他的皮包封存。不久，各方人士开会纪念梅校长，把他的皮包放在桌子上准备打开。大家都很紧张，不知道里面会是什么东西。他的夫人尤其担心，他们相守几十年，他到哪儿都带着这皮包，但从来没有让她看过。校长夫人最担心的是皮包里或许有非常重要的文件，在这样的场合示众也许很危险。皮包打开了，大家都呆住了：这皮包里全是清华基金的账目，一笔笔算得规规矩矩，分毫不差。

　　所有的人都震撼了。这皮包是梅贻琦用生命守护着的东西，他把所有的钱都用于清华，就是为了把清华建成杰出的大学。

　　（摘自《环球人物》2015年第18期 图/辛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