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伶俐

　　人类始终没有搞清楚“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我也没去考证过是先有大水塘还是先有浮塘村这一类历史。我来到那里的时候，那里的人似乎还不太有文化，把那里的一大块地方都唤做“毛塘”，但“毛塘”的范围有点大，团近的几个村落都叫“毛塘”，具体问起来又没有一个村子叫“毛塘”的。以我的学校为中心，最近的是下庄、道地坞，周边有联合、塘下、前新、树蓬、石塔头、中央新屋。当然其中最大的一个自然村是“毛塘顶”，简称“塘顶”。学校是由塘顶村的老祠堂改建的，照理该叫“毛塘学校”。我背上书包，开始认得几个字的时候却发现学校偏偏没叫“毛塘学校”而写成了“浮塘学校”。我也曾为此事很伤过一回脑筋，或者说我这个“杞人”也颇忧过一回天的。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那儿的人也渐渐有了文化，变得讲究起来。等我这次偷着回去，豁然发现村村有村牌，户户有门牌。那团近的几个村子都挂上了“茅塘山村XX自然村的”牌子。原来的塘顶村则清楚而鲜明地写上了“茅塘山村浮塘自然村”。这不仅解决了我多年的困惑，也使我更加相信“吾祖之不我欺也”。但不管是“毛塘”还是“浮塘”，也不管是“毛塘”还是“茅塘”，有一点是千真万确的，那就是村子一定跟水塘有关系，有村必得先有水，水塘是村子的命脉。浮塘村最醒目的自然是那口大水塘。我坚信大水塘里装的除了那一汪清水，一定还装着几多历史，几多故事。大水塘也附带盛装了我诸多儿时的记忆，她是我梦中的西湖，几十年里涤荡在我的心中。

　　我的认识浮塘村，就是从那口大水塘开始的。记忆中的水塘比现在要大很多，也不知是我人长大了还是塘变小了。总之，那个时候水塘大到海阔洋洋，大到整个塘顶村的房子合起来只能围住大半个水塘，只在西面漏出一截机耕路，隔出一整片水田。那个时候，我知道塘边的每一间房子里都住着谁，我清楚水塘有几个埠头，几档台阶，几块洗衣板。大塘收纳了整个村子的生活。人们在塘边醒来，在塘边睡去。塘的每一个部位都有不同的功能，宛如人身上的各种器官，各有各的分工。何处洗菜，何处淘米，何处浣衣，何处荡马桶，何处饮牛，何处灌田——井然有序，一丝不乱。塘中的生命跟塘边的生活一样地闹猛，一样地欢腾，各种鱼类在里边游来荡去。我还记得每到过年的时候，浮塘学校的公办教师（其实算上我妈也就那么两三个人，其他差不多都是土生土长白天做教师，晚上做村民，农闲时教书，农忙时务农的泥腿子民办教师）跟村民一样可以分得两三尾鲢鱼或胖头鱼，也算得享到一份年终福利。我妈那个时候舍不得自己吃掉，总要把分得的鱼带到我外婆家去做年货。带上两条鱼，顺便带我和弟弟两个孩子去外婆家过年，那是每年寒假里必须上演的节目，有了鱼，节目就演得相对体面，比空着手拖儿带女去过年要有面子。

　　浮塘人生活在大塘边，大塘养活着浮塘人。塘是面大镜子，静静地映下全村人的各种表情；塘是个大戏台，每天演绎着各家的悲欢离合；塘是传声筒，是高音喇叭，但凡有点声响在塘边一咋呼立马尽人皆知。塘水时而浊时而清，浮塘村的气候也时而冷时而暖。我在的那几年，浮塘村跟全国其他村一样经历了文革，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就像放入塘水中清洗的不仅是柔软美丽还有硬利血腥的东西一样，浮塘人除了淳朴宽厚，热情好客之外，也有明争暗斗，勾心斗角。我在塘西南角的大道地坐在最好的位置（放映机前）看过最好看的露天电影。同样的，我也在那里看到过一批戴红袖章的家伙按着一些所谓“坏分子”的头狂轰滥炸的情景。大概因为水是活水的缘故，塘水大体还是清的时候多，浊的时候少，浮塘给我的大体也是温暖清醇的一面。在那几年里，我隔三差五跟着妈妈在那个大塘周边转悠，到塘东边的“抱人阿嬷”家里去，到塘南边的如久伯伯家里去。我们走过的时候，塘边那些只认得我媽不认得我的大人常常问我妈“吃过没？”其实即使没吃过也拿不出什么来吃；我们走过的时候，塘边那些认得我更认得我妈的小屁孩都笑着跟我打招呼或骂我的家长名字。很多年过去，当年的那些大人们基本上去了别的世界，当年的那些小孩子们也都不见了，小孩子们趁着我不在浮塘的那些年里偷着长大成了另外的人。对我来说，他们也跟去了别的陌生的地方没多少区别。因为他们不再认得我了，我也不再认得他们了。

　　我们家在塘边没有房子，我们母子三个住在离塘一里路之外的学校里。学校给我妈安排一间十来平米的宿舍，或单住，或跟其他女老师混住。住在大塘边的人，家家户户重视教育，不管孩子会不会读书，是不是读书的那块料，都一例把孩子往学校里送。大塘边的人常常把不按常规出牌，性格出奇出格的人叫做“毒头”。我在的时候，塘边的孩子中就有两个“毒头”：一个叫小毛，另一个叫赵劲。两个都比我大一点，等我读书的时候，他们已经颇有点名气了。小毛毒头从小顽劣异常，不是把学校的玻璃砸破了，就是把课桌课凳的腿敲断了，亦或是把学校食堂的什么东西偷吃了。小毛毒头每次闯了祸，大塘北边的一间房子里小毛妈妈呵斥打骂的声音震天动地，小毛挨打哭叫的声音也震天动地。但村里人说小毛妈妈的虎筱棒都是打在桌椅板凳上的，小毛的哭喊是装给别人看的，没有眼泪。小毛毒头最终也没被他妈妈教育好，听说他后来坐了牢，成了浮塘人的笑柄。赵劲是另一种类型，他性格怪癖，很少跟旁人沟通，无论什么时候都是我行我素执拗而偏激，一张白净秀气的脸却偏偏满脸冰碴子，让老师和家长都拿他毫无办法。赵劲的家在大塘东南角。他家世代中医，父母都有很好的文化修养。赵劲后来被父亲逼到部队里参了军，在部队一改常态，渐至正常。退伍之后继承父亲衣钵，开了诊所，悬壶济世，成为一名出色的个体医生。照这样的例子看来，小孩子不管是什么材料，只要教育方法得当终还是可以成器的。

　　浮塘人不仅重视教育，而且重视体育锻炼。那个时候，学校里的广播体操就做得像模像样，运动会也开得有声有色。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个时候浮塘村里居然举行过声势浩大的游泳比赛。这实在算得上一项伟大的创举！我在之后的几十年里再没见过那样的比赛。场地是现成的，就在大水塘。游泳道是用一根根长长的毛竹竿绑接在一起，一道道隔成的。参赛的运动员是团近各村的的青壮年。比赛那天下午，大塘被围个水泄不通，周边几个村的人都赶来看热闹。我那个时候很小，并不懂比赛规则，单是看到那么多人就感觉有趣，感觉热闹，一个劲地往人群里乱钻。比赛分成很多组，只听一声令下，运动员以各种姿势，各种速度朝同一方向扑腾。 也有人从这个游泳道一个猛子扎下去，又从别的游泳道钻出来的。眼尖的就在那里喊：“抢道了，抢道了！” 。我当然不记得那次比赛谁赢了谁输了，但我记得如久伯伯的大女儿苗红是参加比赛的。有段时间我把苗红姐当神一样崇拜，为的是我长大了也要像她一样会游泳，但我终究不是正宗的浮塘人，我也没学会游泳。

　　我跟塘水的接触并不在塘顶村的那口大塘。大塘离学校太远，洗菜涤衣并不方便。下庄有口水塘尽管稍微小一点但离学校近，我和妈妈平常洗漱就在那里了。我很小就开始跟着妈妈到塘埠头洗各种东西，一开始是一块手帕，一双袜子，后来渐渐开始洗大件的衣服或东西。那个时候吃的用的全都能放到水塘中去洗。浮塘没有菜市场，买菜要到街亭去，很不方便。妈妈很少去买菜，我们母子三个常常只吃食堂里的一碗公菜。妈妈有时候会向当地村民购买一些白菜或芥菜，洗干净了腌起来，补充一下口味。我脑子里残存着我和妈妈在塘埠头埋头洗九头芥的情景。九头芥很粗很大，我在塘埠头的石板上一蹲就是老半天，小手被塘水冻得通红，小脸也憋得通红。这次回去找到那口水塘，感觉水塘已经挪移了位置，但那块石板却依旧活着！我的热泪涌出来，像见到了多年的老朋友一样感觉亲切，感觉忧伤。人会死，石板却能活很久，没有一个人能活过一块石板的寿命。我年少时的那段生命居然在石板那里找到了证明。这是浮塘给我的意外惊喜。

　　下庄的水塘原来有一大一小两个。大点的水塘东面隔出一个三四口水井那么大的小塘。大点的塘西面铺着两块长石板用来洗漱，小点的则完全是饮用水了。这口小塘在当时不仅是下庄、道地坞两个自然村的饮水源，学校里的一切用水起先也是靠爱萍姐（给学校做饭的工友）用双肩从那口小塘里去挑来的。既然是饮用水，保持水源干净清洁就显得非常重要。但大塘和小塘紧紧挨着，没有严格的界限，一些不太自觉的过客或不懂事的孩子常常嫌大塘的水脏了，就绕到对面的小塘去洗手洗东西，弄污饮水。

　　塘的东边坎头上住着一户人家，这户家里有兄弟姐妹好几个，似乎都在我妈这里读过书。其中有一个叫信坚的，我不知道他在家里排行第几，只记得他上边有哥哥姐姐，下边有个弟弟叫立信的。信坚和立信虽然是亲兄弟，但浑身上下，从里到外没一块地方是相像的。立信懂事听话，会读书，爱干净，是父母眼里的好孩子，老师嘴里的好学生。信坚则是茅塘山村又一个出奇出格的，不仅性格自闭古怪，而且整日金刚怒目，一副欠其多还其少的面孔，很不讨人喜欢，茅塘山人照例也把他叫做“毒头”。

　　信坚既然被人唤作“毒头”，自然是有其“毒”的一面。有段时间他也上学了，就在我妈的班里。信坚不会读书，他三天打鱼，七天撒网。今天来了，明天不一定来；这节课上了，下节课却不知去了什么地方。信坚读书不背书包，不带纸笔，他把校门当菜园门，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信坚手里整日捏着一管“信坚制造”的皮枪（弹弓），枪法精準，气势凶悍。信坚的皮枪不仅用来射鸟，也连带着射人。他蹲下身子，捡起一颗石子，眯起一只眼睛，“叭”的一声，弹无虚发，枪枪命中要害。学校里的孩子们都怕信坚，怕他的哪管皮枪。

　　信坚虽然“毒”，但很讲义气。他能分是非，明爱憎。那口小塘常常被人弄脏，信坚知道了，便常常一脸邪气，手拿皮枪，站在坎头上，眼睛死死盯住小塘，像守着自己的一份财产一样，不让陌生人靠近。信坚成了小塘的守护神。调皮的孩子们一见到信坚站在那里，本想搞点恶作剧的，都作鸟兽散，不敢越雷池半步。我的记忆中，那口小水塘的水亏了信坚的守护一直都是清的，是甜的。我小的时候像个野孩子，不喜欢喝开水反倒喜欢喝生水，常常拿起水竹管，舀起水就往嘴里送。我也常常到小塘里去捧水喝，信坚看到我，却并不凶我，目光中竟有些许的温柔。信坚对我从来没凶过，信坚也没伤过任何一个用水桶挑水喝的人。后来学校南门的转角处打了一口水井，有了水井之后，学校的饮用水再不用到小塘去挑了，我也渐渐把信坚给忘了。我至今还记得小塘水的那份甘甜，却记不清学校后来那口水井的水是咸是苦还是甜。

　　很多年之后，我从妈妈的嘴里听说信坚死了，是被拖拉机轧死的。信坚的脸被拖拉机压得血肉模糊，根本认不出来是谁。信坚的兄弟姐妹是根据尸体腰间的那管皮枪找到他的。信坚一生未娶，也没人敢嫁给他。信坚的兄弟姐妹都成家了，造了新房子，分出去住了。信坚的兄弟们分出去的时候，没有人肯把老娘带走。信坚就在老房子里守着老娘过活。信坚会干农活，他种田割稻，然后用皮枪打各种鸟到集市去卖。信坚用自己种出来的粮食供养白发老娘，用鸟换来的钱翻新房子。信坚给老娘梳头，信坚替老娘洗脚，信坚背老娘晒太阳，信坚为老娘做所有的事，直到把老娘高高兴兴送入天堂。

　　信坚死了，留下了腰间的那管皮枪，还给兄弟姐妹们留下几十万的赔款，留下那间翻新过的老房子。据说信坚死后，兄弟姐妹们为赔款和房子的分割不合理而起了纠纷，打起了官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