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于坚
◎杨 克

于坚看外表有点像雕塑家大劈大凿出来的人物,粗糙、笃实。他生性却与众多的“大男子”相反,他特别喜欢挤在逛大街的市民中间,走遍一家又一家商场。韩东曾当面取笑他,说他每次到外地,恨不得背一个床头柜回去。
应该说我很早就见过于坚,1986年在京丰宾馆参加全国青年创作大会,遇到他在一楼商店的柜台前,曾打过招呼,可那种场合各路人马众多,彼此没留下什么印象。真正成为知交是很多年后的红枫湖诗会,我们一见如故,颇为惺惺相惜。前来参加的诗人、评论家几乎都是十多年来诗坛的“先锋”。开始,安排我和梁小斌住在一起,可会议一挪窝于坚就搬了过来。他说受不了那种一碰面就相互“过招”的口气,因为好些人哪怕在会外一张口就辩论诗学问题,且满嘴西方的学术词汇,似乎写作本身不能证明自己,而是需要另一个文化体系来证明。于坚开玩笑说:“下次诗会干脆搬到茵梦湖去开,改用英语发言算了。”
跟于坚接触,你还能感到他坦荡的胸襟,他不是那种小肚鸡肠的人。去年我应邀赴澳大利,行前只是在电话上跟他随便说了一声,他便忙开了,不仅将他在澳洲的朋友以及与他联系过的诗人和汉学家的地址、电话开列给我,还一一给他们去信,给我提供了许多方便。而据说有的人防同行的交流甚于防川,他们视外国那些黄头发的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者为自己的囊中之物,害怕被夺去所“爱”。
这次他和韩东来广州,加盟我搭的一个工作班子编《1998中国新诗年鉴》,就提出了多项富有创意的建议。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关注90年代诗歌新的生长点,让比我们更年轻的一代人占据最重要的位置。诗坛令人气闷、贫乏的原因之一就是批评基本停滞在“第三代”,且非常无聊地说来说去就那么几个人,让一小片云朵遮蔽了整个艺术天空。
于坚的普通话说得含混,他属于黏糊糊的南方,热爱世俗化的有吃有喝的生活。他的耳朵仔细谛听市井的吆喝,甚于高级音响播放的大师的音乐。或许正是不那么铿锵有力的南方软语和“低级”趣味成就了他的写作,随着时间的推移,作为诗人和作家的于坚,在当代的重要性将日益显露。
(摘自《叙述的城市》海峡文艺出版社 图/胡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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