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 顿

　　四个夜晚用于相思

　　◎ 安 顿

　　

　　飞机收起起落架的时候，机身猛地一震，我急速地右倾。“不要紧，就这么一下。”一只手温和、有力地拉住了我的胳膊。这声音来自我身边的一位白发老妇人。她穿着灰色羊绒衫、毛呢长裤，显得十分干练，白发卷曲，一双灰色的眼睛毫不因年迈而浑浊。

　　“您的北京话很像我外婆讲的那一种，现在不大有人这么说话了。”我试探着说。老人的脸上涌起一种祥和 ：“那是我 20 岁开始学的中文口音，1936 年，还没有开始抗日。”我飞快地算出老人的年龄——80 岁。但她不像 80 岁的女人。

　　飞机慢慢爬升，老人如自言自语般轻声讲述起自己的故事：她的家乡在德国法兰克福，父亲是一位建筑学教授。当时父亲有一位学生，一个英俊的湖北小伙子，他讲一口流利的德文，常常出现在她家的客厅里，在和父亲讨论问题的时候偶尔会偷偷看她，那时她 17岁。两年后，25岁的湖北小伙子回国前留下一封信，信里有一张中德文对照的地址卡片：中国·武汉。这个地址，她只用过一次，用于给他发一封简短的电报：“将来武汉结婚，请等待。”

　　两人结婚后一直在中国生活，1966 年丈夫去世之后，她便定居北京。60年的时光已经让她完全中国化了，她穿过列宁服，拿过红宝书，有中国人手一页的户口卡片，用过各种粮票、布票、肉票……她讲一口地道的老北京话。她每年回一次武汉，在她的观念里，丈夫的家就是她的家。

　　从她的讲述中，我算出一个数字——30年，一个德国女人为一个中国建筑师守寡 30年。老人的叙述中没有任何愁苦，她完全沉浸在少年夫妻的甜蜜之中。

　　飞机开始降落。“我可以知道怎样在北京找到您吗？”我小心地问。“5天以后我返回北京，咱们要是有缘，还可以碰上。”她笑着说。

　　在武汉找到一家酒店住下来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订下5天之后返京的机票，只为与她重逢。因为这个老人，我开始无法抑制地想家。而事实上，从我做记者的那一天起，就已经习惯和丈夫分离。

　　我拨通家里的电话，是丈夫的声音：“就知道是你。”于是我给他讲起那个老妇人，丈夫静静地听着。“我知道你是欣赏我的。”相隔千里，我忽然有了表达的冲动，这是平日里的我不会做的。

　　丈夫笑了，但他的话依旧淡然：“我在洗衣服、床罩还有窗帘，你想想，一个老婆出差了的男人，除了这样消磨时间还能怎样？”这是丈夫一贯的表达方式，我似乎只有在异地的夜空下才能感觉到其中的深意。

　　5天的时间很快过去，在离开武汉前的最后一个上午，我找到一间休闲装专卖店，给丈夫买了件毛衣。这是我若干次出远门中唯一一次带礼物回家。

　　我提前一个半小时到达机场，逡巡在换登机牌的地方，等待那个令我难以忘怀的老妇人。当灰色的身影出现在视线中，我们相视而笑。老人拉住我的手：“下了飞机有人接吗？”我摇头：“我丈夫今天下午的班机，出差。”老人笑了，双眼眯成一条缝儿：“聚少离多，我们当年也这样。你丈夫一定很不希望你出差。”我点头，说不出话，忽然很想哭。“因为有分离，才显得在一起的时候很宝贵。”老人拍拍我的手，“我们在一起30 年，之后我有 30 年的时间用来回忆。你离开家5天，有4个夜晚用于相思，很充实，对不对？”

　　我的眼泪落下来，打在她皮肤有些松弛的手背上。

　　我们仍然在机场告别。她钻进计程车之前很认真地问我：“你知道婚姻是什么吗？”我一时语塞。

　　老人粲然一笑：“婚姻就是把稳定送给你爱的人，把浪漫留在你心里。”

　　回到家，看到丈夫留的字条：“我会用魂斗罗第六代的速度快去快回。”桌布、床罩和窗帘都是新换过的，屋子里飘着淡淡的姜花味道。我抱着那件新毛衣坐在地板上，把柔软的大毛衣贴在脸上，想着老人说的话。（摘自《绝对隐私——当代中国人情感口述实录》 北京出版社 图 / 傅树清）